建设文艺研究的中国话语（2）

前沿理论不等于西方理论

张江：多年来，国内的文艺理论研究形成了一种求快求新的惯性，即以最快的速度追赶西方最新的理论，套用阐释一番，然后迅疾更换，如此循环往复。这种做法甚至被看成是紧跟前沿、走在时代前列、具有理论敏感性的表现。理论的前沿是否就是西方的最新理论，是否就是谈论时髦话题和时髦学者？这个问题需要反思。

丁国旗：什么是前沿理论？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是能跟上时代发展、反映当下文艺热点的理论。表面上看，应接不暇的西方文论确实足够“新潮”，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写文章或讲话时不时地蹦出“新历史”“后殖民”“语义矩阵”“酷儿理论”“解构”“主体死亡”“超仿真”等词汇，似乎就能有效证明学术研究的前沿性。但“新潮”并不等于“前沿”，况且限于传播的时效问题，这些所谓前沿理论在西方或许已是“明日黄花”了。其次，前沿理论要关注文艺创作和理论发展中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西方文艺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承担的更多是对已有作品的重新解读与阐释，如用精神分析解读《红楼梦》、用女性主义解读《花间词》等，对指导我国当下文学创作或解决现实文艺问题，意义不大。再次，前沿理论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创新性，对于文艺未来发展有所启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少学者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停留在拾人牙慧的层次，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付之阙如。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对西方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对拓宽中国学者的思路有积极意义，那么今天我们仍将西方理论奉为“圣经”，就需要认真反省了。不加分析地将西方理论当成前沿理论是对学术的误读。当代文艺理论只有立足于当下中国文艺创作的现实需求，继承传统文论的优秀成果，批判借鉴西方文论的优长，才能真正有效地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