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古代的盛世

开栏的话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盛世情结，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多次盛世、治世。那么，何谓盛世？何谓治世？这些盛世、治世是怎么来的，盛衰转换又是怎么发生的？其间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深思？本刊即日起开辟“治世启示录”专栏，邀请专家详解这些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其间，先后出现过3次公认度最高的“盛世”，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的清朝盛世。它们都是在前朝大乱之后，经过新一代封建统治者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最终实现新的大治的结果。对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

大乱之后盛世兴，新朝统治者推行了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

大乱之后盛世兴。新朝统治者们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适时转变前朝的治国思想，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长治久安。

（一）汉朝的无为而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流散，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兴的政权，刘邦开始“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到合理的政治秩序上来。针对秦王朝实行的苛政，他反其道而行之，采纳文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指导治国。刘邦去世以后，西汉王朝尽管经历了吕后专政，但随之即位的文帝和景帝继承了这一治国思想，并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老子的“无为”思想，本意是行事处事应当顺应自然变化。而运用到治国理政上面，正如老子所说：“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皇帝要以百姓的愿望作为自己的愿望，一切顺应民心，“去甚，去奢，去泰”，即治国不可走极端，不可奢侈，不可过分。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做出超过民众承受能力的蠢事。在萧何为相时，“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利用民众对秦法的不满，进行改革。在曹参继任为相时，仍旧坚持“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方针，强调治国要做到“上无苛令，官无烦治”，避免举措过多，扰民不安。

(二)唐朝的居安思危。亲历隋末动荡的李世民称帝之后，经常同身边的近臣讨论如何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认为隋炀帝“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最后落得“民叛国灭”的下场。他认识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撰写《民可畏论》提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说明他注意吸取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大臣：“守天下难易？”魏征回答：“甚难。”“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致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在此，魏征提醒唐太宗坚持任贤受谏，才能治国安邦、守住天下。

(三)清朝的乾纲独揽。1644年，以满族上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政权，开始治理和管辖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为此，清朝统治者们采取乾纲独揽、高度统一的方针，继承并强化前朝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与蒙古族结盟加强军事力量，拉拢汉族士大夫加入统治集团，形成强有力的满汉统治机构。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革除弊政，宽容民众，严惩贪官，努力创造适合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促成持久盛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