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儿科医生告急”医改须发力（2）

儿科医生告急，医改拖不得

儿科医生告急，已经不是新鲜话题，这几年地方乃至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或委员针对儿科医生缺乏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儿科医生稀缺，大致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其一是医生培养方面，儿科本科专业被合并到其他专业，直观上导致专业儿科医生的衰减。

其二是更现实的因素，在现有薪酬体系之下，医生的收入很大程度来自药品或者医疗器械，相对而言，儿科医生通过“以药养医”创收的空间不够大，因而整体收入偏低。再加上医疗对象的特殊性，孩子表达病情等未必很准确清晰，而家长比较容易因为孩子的病情变化情绪激动，所以儿科也是医患冲突比较激烈的领域。“收入低、风险大”，这在客观上也让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儿科医生。

儿科医生少，导致每名医生的负担重，负担重导致医患沟通方面容易粗糙，粗糙再导致医患冲突……这些年儿科领域就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环境下。要摆脱这样的恶性循环，最核心的还是薪酬体制改革，这当然也是整体医改的一部分。让医生的收入和他的专业劳动相关，跟看病的质量和次数相关，而不是和开了多少药、用了多少医疗器械相关，这样才能保证儿科医生的收入和专业尊严。

有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拥有1.46位儿科医师，是我国的三倍多，儿科医师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数据差异的背后，意味着每位医生平均每天医治的患儿不到中国医生的三分之一，这样就会有更从容的时间和心态治病，也会无形中化解不必要的医患冲突。

无论理论推演还是国外案例，都证明要发展儿科医生，关键是通过薪酬体制改革提高儿科医生的收入，收入是吸引人才的基础。现在一些高校已经重设儿科的本科专业，这对于缓解儿科医生荒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能有体面的收入，现有的人才都在不停流失，新增的医生也未必留得住。

儿科医生的匮乏，是医疗薪酬体制不合理的突出体现。医改已经说了多年，扭转“以药养医”的舆论呼吁也有多年，但不得不说落地的速度还是太慢。薪酬制度是医改的核心领域，这个领域不推动，医生这个核心主题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要他们配合其他层面的改革恐怕很难。所以儿科医生的一再告急，也是对医改提速的敦促。

别把“儿科医生告急”只当小儿科

“儿科医生告急”已经成为全国现象，看到这些，有些人又开始习惯性吐槽了：就因为医生少就可以让儿童等待6个小时？就因为医生生病了就可以不给孩子看病？就因为资源稀缺就可以只收危重儿童？有人直指医德出了问题。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这和医德真还没啥关系，这是因为儿科医生资源缺少。

面对如此尴尬情况，一味埋怨，一味谴责，都没有丝毫意义。应对儿科医生告急，还需要制度对症下药。

应对儿科医生工作高负荷、高风险、低待遇造成的人员稀少问题，对于儿科医生人才的培养应该有倾斜机制。这让笔者想到了贵州省的一个政策，为了鼓励更多人投身教育事业，贵州大学将师范专业进行了开放，凡是报考师范专业的学生，减免一切费用，并且优先安排就业。这样的办法已经运用到很多稀缺人才培养中，比如幼教的男教师。道理是同样的，为了鼓励更多人投入儿科医生这个专业，也应该出台鼓励性政策，让更多人报考儿科医学专业，这个时候不妨也借鉴免费师范生培养机制。

不愿意从事儿科医生这个专业，还有一个焦虑。那就是担心儿科风险比较大，儿童患者不同于成人患者，承受能力较低，不善表达。很多时候看病问诊根本就没有“问”的可能，这不仅增加了确诊难度，而且会有各种纠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建立“医疗风险金”制度，要么通过社会保险化解风险，要么由卫生部门建立专项资金预防风险。

至于说待遇低问题，也需要改变目前的考核机制。对于医生的考核不能只是看给医院带来了多大效益，还应该结合社会效益。为儿童看病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应该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二孩时代已经到了，眼下出现的儿科医生告急的现象，如果不加以重视，就会在未来遇到更大困惑。儿科医生告急，需要制度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