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是怎样输出价值观的（3）

三、历任国务次卿与新闻传媒

考察美国历任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次卿的背景可以看出，他们往往与新闻传媒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职位要求对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有全盘的把握，眼界聚焦国内外，同时有过硬的新闻与传播素养，因此大多数出任此职的人有新闻传媒或公共关系从业背景，即使一直从政或者从商的人也有过担任新闻秘书的经历。

例如，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任命比尔斯为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国务次卿。此前，比尔斯是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第一位女性副总经理，曾上过《财富》杂志封面。布什总统在任期间的另一位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国务次卿卡伦·休斯在1977—1984年期间是一名电视记者，在1980年参与总统竞选的跟踪报道为她积累了政治经验。1984年，她在总统选举中担任德克萨斯州媒体协调员的工作，开始了从传媒界到政界的跨界与转型，之后她还担任过总统顾问。卡伦·休斯的继任詹姆斯·K·格拉斯曼，也同样有传媒工作经历。在哈佛求学期间，詹姆斯就是哈佛学生日报的执行编辑，毕业后，他以记者、编辑、专栏作家、出版商、创始人等多种身份为多种出版物和网站服务过。1995年至1998年，他还曾担任CNN电视台主持人。在被任命为次卿前，格拉斯曼在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出任了美国广播理事会的主席。

现任次卿理查德·斯坦格尔在新闻传媒领域也颇有建树，自1981年进入美国《时代周刊》工作后，几进几出，在出任次卿前，2006年至2013年出任美国《时代周刊》总编辑。此前，曾为《纽约客》《新共和》《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撰文，曾在纳尔逊·曼德拉写传记《漫漫自由路》时与其一起工作，后来在获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曼德拉》中做助理制片人，还曾出过关于曼德拉的书。

综上可见，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的部署经历了一个转向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过程。与冷战时期公共外交操盘手大多是大家族的政治精英不同，80年代后负责公共外交的高层大都有广告、公关或传媒从业经历。这些职业人士深谙公关和传媒技巧，但他们的职业化背景决定了他们与军方高层、政商界精英和外交决策者的联系相对弱化。由此，美国的外宣与外交、军事、国家战略的整体协调并不像冷战时期那样一致，反而更多转向国家形象的包装，设立专门的国务次卿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表现。

“9·11”后，美国外宣工作与政治、军事和国家战略紧密联系的必要性再次凸显。美国政府围绕领土、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以及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开始全面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着力提升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将公众外交、政府外宣与国防、军事情报部门的资源进行全面整合，转向系统协调的战略传播。在美国的外宣战略中，这一调整仍在不断完善和强化，成为美国推行自身文化、价值理念和国家战略的重要保障。

（注：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组织材料搜集与编译）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