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的关系

“法治中国”是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统称或简要表述。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用“法治中国”而不用“法治国家”表述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和目标，是因为“国家”有两重涵义：地域意义的国家和政治意义的国家。就地域意义的国家而言，“法治中国”等同于“法治国家”，“法治中国”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地域范围内建设法治国家。但就政治意义的国家而言，“法治中国”则不等于“法治国家”，而是包括“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且具有重要的作用。

法治国家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

法治国家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理由主要有五：

其一，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法律，需要良法为人们行为提供规范，确立社会关系准则。而建设法治社会所需法律，所需良法，需要法治国家供给。没有法治国家，没有人大的科学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良法基础，法治社会不可能生长、存在。尽管建设法治社会所需法律，所需良法并非完全由人大立法（硬法）供给，社会自治过程中形成和产生的软法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法源，但人大立法（硬法）毕竟是基本法源。

其二，法治社会需要相对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支撑，而相对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有赖法治政府的保障。没有法治政府，国家经济基础不可能稳固，社会秩序不可能稳定，从而法治社会也就难以存在和运行。

其三，法治社会需要国家公正司法提供有效的解纷机制。法治社会虽然能自生一定的多元化解纷途径，能够通过自治化解大部分社会矛盾和纠纷。但是，国家正式司法制度毕竟是解决争议，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没有国家的公正司法，社会稳定受到影响，法治社会将难以维继。

其四，法治社会公民自治主体的生长、发育需要获得政府的宽容、支持和保障，而能宽容、支持和保障公民自治主体生长、发育的政府只能是法治国家的法治政府。

其五，社会公权力也需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予以一定的监督、制约。因为社会公权力也是一种权力。凡是权力，就必须有监督、制约，否则，同样可能产生腐败（如中国足协就曾经产生过严重的腐败）。对于社会公权力可能的腐败，有两种最基本的监督、制约途径：一种是社会共同体内部及其成员的监督、制约；另一种即是国家和政府的监督、制约。毫无疑问，能有效监督、制约社会公权力的国家、政府只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