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

学者小传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东亚政治经济、两岸关系、民主化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著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等，对“市场与民主”、“美国霸权政治”、“西方政治秩序”等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中国兴起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王道思想可济西方之穷”、“中国拥有得天独厚三大优势（即特殊政治体制的优势、规模大的优势、后发优势）”等命题和论点，其研究成果具有广泛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在过去300年的人类历史中，可以说，只有四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可与中国崛起相比拟：一是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二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四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这四个事件塑造了19世纪与20世纪世界格局。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巨变时代”。中国兴起将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带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国家在全球协调与治理体制内的发言权，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的时代即将结束。“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

美国学术界的知识源头出现了问题，以致战后主流政治家问道于盲

美国的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经济学，沦为应用数学和应用统计学；二是没有理解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仅限于经验世界，更主要的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三是没有理解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掘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四是不能够理解社会结构的存在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五是没有理解社会结构与行动之间具有相互构成关系，社会科学知识有转化行动的作用。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谬误在于，其关注的历史经验局部而且片面。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近年来对于英语世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检讨，认为主流理论存在着五种偏差与谬误，即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而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东亚政治秩序等，则处于无知状态。

比如有学者以1592年-1598年中朝两国抵御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战争为界限，探索历史上中国权威的文化根源，提出为什么在这次战争之前以及在这次战争之后，尽管中国、朝鲜、日本这三个东亚国家拥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和技术能力，但却保持了300年以上的和平状态？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以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为这涉及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这个制度以藩属国家正式承认中国文化的优势为基础，这样中国就形成对于周边国家的一种微弱的权威。中国“微弱的权威”地位维持了东亚地区长时间的和平局面。

西方政治学对于现存世界秩序欠缺批判能力

支配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立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由主义偏见，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是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制度。二是西方中心论，认为历史进步与落后的坐标只有一个，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西方模式的过渡阶段，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两个预设立场，阻碍了他们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剧变，压缩了知识活动的历史关联性。

其一，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也难免误入歧途。表现之一：永远在找寻中国体系发生危机的线索，不相信这个体系有可能长期动态稳定；忽视了现存政治体制与时俱进的技能提升与机制调整，这些机制调整包括国家治理能力、调和社会多元利益、精英选拔与培育、内部权力制衡。表现之二：指鹿为马，生搬硬套自己的概念，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化、后集权主义、市民社会等，拒绝承认行动主体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诠释架构，拒绝相信“中国模式”有启示意义。

其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在不自觉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自由制度论”、“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建立新的协调与合作模式、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国家的行动者，无法理解中国宣称的“决不称霸”与“和谐世界”理念。

其三，无视当前国际秩序的明显缺失。当前，全球秩序是美国支配的霸权体系与西欧推动的法治体系的混合体，这个秩序面临重大难题与危机，主要表现在：美国盛世下天下不太平，宗教、文明、族群、领土冲突不断；全球环境与生态失衡的危机持续恶化；全球经济严重失衡，西方国家举债度日，国际货币体系动摇，金融危机不断涌现；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分配极度不均，贫富差距、知识与数位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富豪阶层与跨国企业拥有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最终权力，国家的利益协调与保护职能日益空洞化。

其四，对美国例外主义熟视无睹，国内政治拒绝放弃美国在世界上的唯我独尊地位。比如，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海洋法”的国家；是唯一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是唯一可长期维持庞大贸易赤字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将海外用兵或驻军的费用转嫁给盟邦或地主国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全面监听全球网络与通讯的国家。而且，美国国会长期杯葛联合国专门组织的预算；美国国会搁置国际货币基金认股权改革方案；反对美国释放“网络域名分配与编号公司”的监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