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2）

中国道路对政治学和西方国家世界观带来挑战

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实践，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国际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治理的话语权。中国发展模式让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可能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之外，开创了第三条道路。

中国政治模式在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能够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中国经验在西方代议民主体制的经验之外，开创了另外一种取得“政治正当性”的可能选择。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经验，对现有的比较政治理论构成知识上的挑战。政治学者必须重新检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传统二分法，应该用广义的“良好治理”指标，用能够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断，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当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的优劣时，我们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视。

基于主权国家原则建构的国际秩序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强调普遍化原则，普世套用一个标准。但在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世界观看来，“独善其身”并不可取，“兼善天下”、“己立立人”才是理所当然；局部与整体是有机的联系，无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体。“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休戚与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对于中国传统天下体系世界观，主权国家原则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种“伪善”，它让强权摆脱了对于弱小者的道德义务，为实际上的支配与宰制提供掩护。中国传统承认位阶差序才能确立位于上者的特殊责任，确立大对小、强对弱的扶持义务。

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应该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应该思考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受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主导，又蕴含与累积了怎样的趋势转折与结构转型动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现有的知识架构与分析工具是否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大问题？我们熟悉的概念与理论是提升了我们的视野还是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熟悉的研究议程是否仍具有时代关联性？

当今世界处于社会治理巨大变革前夕。网络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公众、社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互动方式面临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利益攸关方的多方协商与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机动结合、及时反应，有百年历史的西方代议民主与政党政治模式将被迫转型。

主题延伸

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已开启

杨光斌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从张灏先生把1895年—1925年间称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时代”（即西方的各种思想、概念开始抢滩中国思想市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式微）算起至今的这一百年，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也就是三个30年。

第一个30年：西学1.0版，即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个别概念，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步学习者。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与其说是学问家，不如说是政治活动家，关注的多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因此，西学中的各种思想在中国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英国式的多元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西学”中包含着彼此冲突的思想和学说。

第二个30年：照搬苏联模式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多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学说，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者而言，诠释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识形态语言来做社会科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第三个30年：西学2.0版，即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大多是“留学生”，要么在西方读学位、进修，至少读的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的书，西方几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翻译到了中国。如果说第一时期的“西学”尚是一个多元的矛盾概念，这一时期的“西学”则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一家之言。

可以说，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这也意味着思想的贫困，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在他国化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了。目前，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即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已经开启。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