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三五”发展的整体观与人的发展主线

一、关于“十三五”发展的整体观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是指导我国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把握《建议》并用之于实践，须注重其体系的完整性，防止理论和实践的狭隘化。

（一）从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高度把握“十三五”发展走势，注意克服“短视病”

研究《建议》应有一种“大历史”视野，即把其放在历史长河中。从中国现代史发展的方位看，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已进入“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新阶段［1］(P43-53)。

1. 第一波转型：社会制度转型

第一波转型，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在1949年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1956年又转向苏俄模式——斯大林模式。这一转型阶段有经验，也有教训。

请学界注意：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讲到中国共产党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时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2］。这是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讲法，该讲法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作为党在1949年以前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2. 第二波转型：经济体制转型

第二波转型从1978年开始，从历史长河来看还远未结束，至今改革仍在攻坚过程中。前几年笔者提出第三波转型时，尚未明确划定第二波转向第三波的时间节点（因为作为理论工作者只是理论探讨，至于何时转型则是政治家的事）。今天从中国改革的角度看，这个时间节点的下限大体可划在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中国发展的角度看，大体可划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3. 第三波转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制度转型

以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角度”的标志，特别是以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改革发展“全方位视野”的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三波转型阶段。

六年前，笔者在探讨第三波转型时曾思考：中国进入第三波转型阶段后，我们应该树立哪些新的发展理念？当时笔者提出了五个发展理念：（1）“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绿色”（由环境启蒙向生态社会发展，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3）“创新”；（4）“协调”；（5）“改革”（笔者强调五环改革，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1］(P43-53)。

与笔者六年前提出的五个发展理念——“人本、绿色、创新、协调、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内容更丰富，层次更高，是带有纲领性的指导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要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在理解这“五大发展理念”时，要以中央精神为准。这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对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感性角度的判断）；也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理性角度的判断）。对这五大发展理念，应有如此两方面的定位。

制定“十三五”规划，应坚持用上述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破解我国经济发展难题，开创我国经济发展新局面。《建议》中的创新理念是从“广义”上讲的，我们应特别注意从广义上把握五个理念的整体性和包容性。可惜现在被狭隘化了。

在制定“十三五”规划过程中，要防止“就事论事”和“急功近利”的短视化倾向。《建议》把“十三五”规划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潮流、历史长河来讲，铆定在一个新的阶段即第三波转型的历史新起点。要铆定这个历史的新起点，因为“十三五”规划是进入历史新起点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二）全面把握“发展”、“发展质量”的内涵，防止把“发展”命题狭隘化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样的发展。

纵观“二战”结束后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可以看出一个基本脉络：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各国都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但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实践呼唤人类可持续发展，节能环保、绿色低碳遂成为新的追求。随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凸显，如何使人活得有尊严，如何使人活得幸福，成为时代的主题。

学习《建议》，要在研究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全面把握“发展”和“发展质量”的科学内涵。从目前情况看，有关方面在解释发展、发展质量时，有狭隘化的倾向。

“十三五”规划指导思想的逻辑有四层：（1）开端即讲“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2）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3）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5+1）目标；（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把四层连贯起来思考，此处的“发展”不能解读为单向度的经济发展，尤其不能把它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应理解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在内的全方位发展。因此，“发展质量和效益”也不能解读为单向度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尤其不能把它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应理解为“五位一体”的发展质量和效益。要避免上述解读普遍存在的狭隘化倾向，就要扣住“全方位发展”这五个字。

当然，在这个地方要找平衡点。一方面我们要否定狭隘化，另一方面又不能否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两个都要兼顾。虽然发展是全方位的，但全方位里确实有一个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这一个命题，不能因否定狭隘化就否定经济增长，那是不可取的。

由此，笔者提出一个三层逻辑图。第一层（母概念）：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是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的发展；第二层（子概念）：经济发展，只是发展内容之一，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效益等；第三层（孙概念）：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内容之一，包括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运行等。

经济增长虽然是第三层的概念，但不等于第三层不重要。特别是在未来国家经济“爬坡”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更不能忽视。近几年来，中国人均GDP相继达到5740美元（2012年）、6787美元（2014年）和7660美元左右（2014年）。关键是2020年是什么样子？这是“十三五”规划绕不开的问题。因为“十三五”规划的底线就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样子？按笔者此前6.5%增长率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GDP可能超过90万亿到95万亿人民币，按2013年汇率，合14万亿到15万亿美元，人均10300美元～11000美元。按世界银行2012年标准，中上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4086美元到12615美元，中国那时可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但还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①。

按世界银行2012年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为4086美元～12615美元为中上等收入国家；12615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国家。2012年同一指标美国为50120美元，中国为5740美元，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11.45％。

笔者此前对“十三五”期间增长率的预测一直是6.5%［3］。国家规划是多少？不知道。一直到2015年11月4日《建议》发表，还没有说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多高。只是到了习近平对《建议》做说明时，才指出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底线是6.5%。6.5%的经济增长率是对未来一个大的判断。

　（三）全面把握“形成新体制机制”的内涵，避免把其仅解释为经济体制

关于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解读，认为就是指经济体制和机制，因为前面有“经济发展新常态”字样。笔者认为，这个地方不能解读为单向度的经济体制，而是指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全面的体制，亦即笔者在2008年《人本体制论》中讲的“五环式”改革［4］(P1)。对此，笔者不赞成解释成一个环，尽管这个命题里有“经济发展新常态”，但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体制。如果看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就解释为经济体制，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引领新常态中的“引领”内涵很丰富，是五个火车头引领，是一个全方位的体制。

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已经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5］。在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要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增强改革创新精神，提高改革行动能力，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推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依靠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笔者提出“五环改革论”以来，一直坚持发展应是“五位一体”的发展，改革也应该是“五位一体”的改革，而不仅是单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有关材料说这个地方只指经济体制改革，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已经启动的大规模的军队改革就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尽管里边与经济有关系，但已远远超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了。

（四）全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纠正某些片面性的解读

1.创新发展不只是科技创新，还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

现在讲的创新发展是升级版的创新，是2.0版的创新。原来讲的创新多是科技创新，虽然有时也讲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但更多的是技术创新。这次提出创新的定位是“四创加一等”，“四加N”模型，即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加一个“等”字。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强调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是一个全面的创新，应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不仅贯穿国家的工作，而且贯穿党的工作，党也要创新。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几大理论创新。第一个理论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个理论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这实际上包括两个创新。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习近平把其列为八大创新第二个的前半段，后边还有一句叫“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是另一个。笔者建议写成两个，因为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是另一个理论。现在打成一个包可能是为了把它浓缩、整合。第三个理论创新是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这是给五大发展定位，在当今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把它定位为第三大理论创新。第四个理论创新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决定论。这又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正式定位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基础上提出的。因为在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即后来我们说的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21年后，即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升，第一次提出“市场决定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2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后，第一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②。但伴随“决定论”，有学者提出“驾驭论”观点，认为虽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在市场上有一股政府的力量在驾驭着。这就又回去了，是思想界的一种反复。笔者2015年给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建议时，有一个关于理念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市决政用”，就是市场决定、政府发挥作用。政府作用确实不能忽略，但“作用就是作用”，把其升格为“政府驾驭市场”，市场决定就被扭曲了。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拍板市场决定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大理论创新。

接下来还有几个理论。例如，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常态。如果“新常态”成为理论创新的话，那么其内涵是什么、如何界定，是否构成与“市场决定论”同辈的理论？这里边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推动“五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

可见，中国现在第一位的还不是科技创新，而是理论创新。党中央把理论创新放在了第一位，因为理论搞清楚了才有生命力。要把创新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就是在中国要崛起，要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时候，你拿什么理论让全世界70亿人信服？我们有些理论具有世界性，如绿色理念。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天人合一”思想，这样的思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老子《道德经》里有一些“道”的思想，也是能够使其他国家信服的思想。现代中国人创造了什么世界性的理论？今天我们研究创新这个命题，需要深为思之。

总之，创新问题要全面地讲，理论创新是第一，制度创新是第二，科技创新是第三，文化创新是第四，以上顺序不能颠倒。

笔者主张对于创新驱动不能做单向度的理解，要有全面的把握，称之为“双驱动”。一是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二是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不仅驱动经济的发展，还要驱动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就是改变人自身的结构，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价值，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