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三五”发展的整体观与人的发展主线（3）

三、以“人本型结构论”探索结构转型与优化

从社会舆论看，五大发展理念基本上已被人知，但《建议》提出的“四个突破性进展”的则不被重视，这很令人遗憾。未来中国需要着力取得的四个突破性进展是：（1）结构优化；（2）增强动力；（3）化解矛盾；（4）补齐短板。

作为“四个突破性进展”的第一条，“十三五”期间，应着力探讨结构转型与优化问题。笔者在《人本型结构论》中以“人本”思想为主线，系统探索了新阶段中国六大结构的转型问题，下面结合新的实际做些阐述。

（一）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

投资、出口和消费历来被认为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但近几年来居民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下滑趋势，2013年居民消费率只有36%，而投资率居高不下，严重挤压了消费率，出口这驾“马车”也长期挤压消费。《建议》提出要“释放新需求”，其中包括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横向看，尽管中国的“居民消费增长率（指数）”增长并不慢，但 “居民消费率（比重数）”是低的（2014年为37.7%），不仅低于处在较高阶段的发达国家（美国为68%），也落后于处在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比世界平均水平60.4％（2012年）落后20多个百分点。

——纵向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居民消费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2年的36%，降低了10个百分点③。

可见，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于低迷状态。因此，笔者主张，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重要的任务是在“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中拉高居民消费率，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第一位的问题。

鉴于此，笔者首先锁定需求结构，并且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这一关键指标，经综合分析提出，2020年总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率，也称“最终消费率”）应在56%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至少应在43%以上。从2014的37.7%（调整后的最新数据）到43%，大体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

目前有学者主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与需求相关的收入分配改革）同样不可忽视。

笔者曾提出“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1］(P5)，今天依然主张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侧结合，称为“供需发力，两侧齐飞”④。

（二）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需求侧释放新需求相对应，在供给侧要创造新供给，尤其是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应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服务业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现代化的标志之一。2012年美国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8.6%，德国和日本也接近70%，中等偏上国家的平均数在60%以上，全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为70.2%。2014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为48.1%，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22个百分点；特别是服务业就业指标，2013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为38.5%，而美国2010年是81.2%，虽有阶段不同的客观因素，但可见中国服务业落后之一斑。

未来服务业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产业。2015年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超过50%。从“十三五”规划期开始，中国将成为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据估算，“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扩张到2020年的45万亿～50万亿元。保守估计，“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占比每年约提升1个百分点，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5%以上，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这将是中国经济结构历史性的变迁。传统政治经济学把“工业为主导”阐述为一条“规律”，从一个阶段来看是可以的，从新阶段看则是不可以的。近来，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创新时，仍有人把“工业为主导”阐述为政治经济学的一条“规律”，这值得商榷。

如何实现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的目标，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按照“人本型结构论”的观点，下一段服务业发展要坚持“双线推进”：一条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条是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根据“补短板”的要求，尤其要加快发展以金融、物流、研发、设计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2015年笔者深入产业调查，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当滞后，其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45%～50%）。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些工业企业已经将物流、研发、设计等剥离出来，有的提出要把企业打造成“装备服务商”。新兴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要特别关注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1］ (P155-156)。在“十三五”期间，争取把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从15%提高到30%～40%。至于生活型服务业，笔者更看好“大健康产业”等。总之，通过加快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协同并进，可以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　

（三）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

前些年，中国在迈向加工大国的过程中，要素投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物本主义”倾向。正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主义倾向，导致严重的结构性扭曲，主要表现为“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同时，劳动力价格被低估，也是中国作为加工大国内在的一个深层矛盾。尤其在一个寻求“以人为本”的国家，必须看到这一点。

如何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笔者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架，即三个层次、五个体制。三个层次：以千千万万个“创客”和企业创新为基础，以产业创新为栋梁，以国家创新为制高点；五个体制包括作为创新体系基础的创新型科技人才体制，作为创新型人才摇篮的创新型教育体制，作为真正的创意之源的人的“心灵放飞”体制，作为创新制度保障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以及相应的配套型资金体制，其中作为创意之源提出的“心灵放飞”观点受到学界的首肯①。唯如此才能使中国由“加工大国”跃升为“创新大国”［1］(P160-168)⑤。

（四）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

发展绿色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协调配套。为此，笔者提出四条线路。其一，技术线路——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控制和减少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其二，结构线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其三，规制线路——通过法令、税收（如环境税）等政府管制或社会强制手段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其四，产权线路——通过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内的环境产权机制等手段，用市场的办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1］(P175-208)。以上四条线路中，特别要注意从制度角度，即从产权角度来研究和推进绿色发展［1］(P188-208)。环境产权实则涉及“环境人权”问题，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五）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鸿沟

新型城镇化是人本城镇化，实质和精髓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来5年“人的城镇化”有望每年增加1.7个到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6.5%～48%，将有1亿多农村转移人口解决户籍问题而成为新市民。这将为他们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方面带来明显进步，作为新市民将获得同样的尊严，获得新的城市文明。这是人的一次新的解放。

为此，应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双二元结构”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城内融合”。首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城乡共荣”为前提，实现乡村与城市一体化。其次，着力解决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重点是加快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1］(P209-222)。

（六）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避免“板块群体碰撞”

探讨区域结构，不仅要着眼于国内的发展格局（寻求区域协调以避免“板块碰撞”），而且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格局，在开放中确立区域发展战略。

针对当前世界新形势，结合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实际，笔者建议实施“新四沿”发展战略［1］(P237-253)，旨在落实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除大陆外，还要关注中国特殊的区域关系，即“两岸区域协调”问题。在2016年后，这个问题对中华民族更为关键。两岸之间如何“合赢天下”？《人本型结构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能与各界人士共同探讨［1］(P282-299)。

作者简介：常修泽（1945－），男，山东惠民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改院学术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作者2015年12月6日在北京大学高级研修班所做的学术报告整理稿，经作者授权本刊独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