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批判派学者眼中“看不见的宣传”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与我国存在根本差异，决定了其传播理念、新闻体制与我国截然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持私有化的“独立媒体”，强调媒介与公权力形式上的分治，以及采编分开、采编与经营分开等。这些理念与制度安排，有些可以合理借鉴，但更多的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契合，服务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并不具有所谓的普适性。

一

在所有理念与制度当中，最具有迷惑性的当属所谓的媒体“独立性”问题。西方传播学界主流的执行学派认为，只有私营媒体企业才能真正独立履行社会监督，成为制衡政府部门的“第四权力”。批评、反驳这种看法的研究者，一般是枚举西方国家政府对媒体的暗中介入，资本所有者对采编业务的实际裁决，揭露“伪独立”与“伪自由”。但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完善，权力与资本对媒体具体采编业务的直接干预，如《纸牌屋》中报业所有者对总编辑的颐指气使，已经并不多见，且为法律所禁止，为职业道德所排斥，也被西方学界普遍批评。那么，原有的反驳理由依旧成立吗？“理想状态”下“独立、自主”的私人媒体，是不是就能让人民群众摆脱“思想的奴役”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指出，再独立的新闻媒体也无法独立于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再自由的记者编辑也无法挣脱资本雇佣劳动、盲目追逐利润的天然枷锁——也即“我们不自由的传播”。但在微观层面上，私人媒体资本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可调和，媒介资本家与采编劳工的矛盾对立，还需要具体细微的分析与批判。

完成对资本主义“独立媒体”“看不见的宣传”反思与揭露任务的，是滥觞于北美、发扬于欧洲的（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执行学派不同，批判学派力倡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以否定所谓的“独立媒体”与“新闻自由”为己任，猛烈抨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传播体制。这一小众流派的主张值得关注。

称其“小众”，一方面，相对于主流学派的支配性地位而言，自达拉斯·斯迈思创立该学派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批判学派学者受制于资本主义教育体系的变相歧视，只能在科研机构的夹缝中生存。另一方面，该学派的研究范式上也较另类，运用政治经济学来分析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提出“受众商品”“免费午餐”“盲点之争”等别具一格的命题，揭示出存在决定意识、资本奴役思想、新闻劳工“异化”的极端隐蔽性。比如，有批判派学者对英国地方报纸中的劳资关系研究发现，全国记者协会承担组织编辑记者与资本家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职责，但这并没有改变新闻劳工被剥削的弱势地位。工会谈判中的合法罢工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因为加入工会的均为初级编辑，未参加工会的高级编辑仍在生产“减版和简化的报纸”，背后是强制提供的合同条款：非工会会员是成为高级编辑的前提条件。合同自治、新闻自由的结果，仍是资本对采编生产及意识形态“看不见”的绝对控制权。

二

国际金融海啸爆发后，在西方学界“回到马克思”的集体反思中，批判派学者们对西方媒体在危机中的推波助澜展开激励的讨论。丹·席勒等人严肃批评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宣传，认为财经媒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盲目地迎合新兴的中产阶级受众。瞄准白人和男性受众群体的财经报道与广告的边界日渐模糊，其中没有工会组织和移民穷人，只有成功的资本家及其生活方式，以诱惑、“毒害”低收入群体购买“次级贷款”，酿成金融危机一个又一个风险源。一边有企业“自愿”地出钱做广告，一边有受众“自愿”地收看新闻、购买产品，结果收视率在危机中竟逆势上扬。而危机爆发后，右翼宣传又讲得天花乱坠，把危机硬说成是市场经济的自我矫正。

而对于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批判派的学者们也没有随声附和。比如麦克切斯尼等人否定“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技术进步会带来权力、资本与受众关系的根本变化，指出自媒体时代人们手中麦克风含金量截然不同，反倒加重了资本剥削与思想奴役的双重压迫，对意识形态控制的隐蔽性也更强。互联网只是造就了大批低成本新媒体，它们不会采、不会写、不会编，只会在办公室里“剪切—粘贴”，纯粹依赖传统媒体“免费奶娘”式的供稿，搞一些没营养却赚眼球的娱乐消息、花边评论，丧失了媒体的独立性与严肃性。此外，新技术提升了跨国界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但并没提供穷人参与政治过程的新契机，不仅造成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既有的不平等，还会使这种不平等再现和加剧，构成不可逾越的“数字分水岭”。

由此可见，批判派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看不见的宣传”的观点有三大特征：一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寻找思想再生产的来源；二是坚持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系统否定资本主义媒介的传播方式；三是坚持对形形色色“新闻自由”本质上的深刻揭露。经济层面、批判立场、本质分析，三大维度的立体式解构、剖析展现出批判派学者的核心观点。“自由的思想奴役”——自由的、你情我愿的合同选择、契约精神，最终无法换来记者编辑独立采编权，他们被动接受与其他行业劳动者同等的物质剥削，又被迫“自觉或不自觉地”书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对私有财产权的捍卫、对“自由选择”的民主政治的尊崇等。

囿于时代与自身的局限，批判派学者的批判难以彻底，给出的出路并非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而更多寄望于改良主义，即依靠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补贴、部分国有化的思路来调整现状，促进私营媒体转向于反映底层呼声与公共利益。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批判有余、建设不足的流派，目的在于不仅看清了西方学者如何让人“看见”资本主义“看不见的宣传”，更要从中合理借鉴新闻体制与传播技巧，完善社会主义新闻宣传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