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思潮。这股思潮的一般特征是:掩盖儒家学说的本质属性,摘取儒家经典的某些话语,将其判定为“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社会主义”等,进而宣扬“回到孔孟去”、“立孔教为国教”、“立儒学为国学”、“重建儒教中国”、“推行儒家宪政”之类的主张。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儒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从其本质属性看,“现代新儒家”不是真儒家。
“现代新儒家”是一个对象混乱的概念
孔丘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概念属于“名”的范畴,而概念是揭示思维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在特有属性中,本质属性既具有区别性,又具有规定性,为一个事物内部所固有,并能决定这个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性质。如果一个概念不能反映特有属性,特别是不能反映本质属性,就会“名不正”,进而“言不顺”。然而,一些学者往往制造一些指称对象极其混乱的概念,导致一些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学术现象出现。“现代新儒家”这个概念便是典型例证之一。
儒家学派,门户繁多,流派丛杂,概括“儒家”的特征并非易事。例如,司马谈用“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论说“儒者”的特有属性,而实际情况是:“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及“道家”中的多数也讲究这一套。又如,班固《汉书》用“留意于仁义之际”论说“儒家者流”,许多学者将“讲仁义”视为儒家的特有属性,而实际情况是孔丘之时还没有“仁义”这个词,主张“仁”、“仁义”的也并非仅限于儒家。又如,许多学者称“儒家讲王道,反霸道”,而实际情况是孔丘对“霸”也有正面的评价。荀况、陆贾、董仲舒、桓谭、李觏、司马光、陈亮、陆九渊等名儒都认为“霸”、“霸道”具有正面价值。又如,许多学者称“儒家讲性善”,而《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只反映孟轲一派的观点,包括孔丘在内的先秦、汉唐名儒大多不赞成性善论,诸如荀况讲性恶、董仲舒讲性三品、扬雄讲性善恶混。就连推崇《孟子》的张载、朱熹也明确指出:孟轲的性善论有重大理论缺陷,无法解释性恶的来源。儒者天道论的分歧更大。董仲舒将“天”视为“百神之大君”,朱熹将“天”视为“自然之理”,二者分属两大哲学类型。儒者大多讲究“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感应”,而柳宗元、刘禹锡等主张“天道自然”、“天人相分”,二者也分属两大哲学类型。
历代儒者的最大共同点是:论证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一般规定性并维护“尊者专制”的观念
重要证据之一便是:孟轲、荀况、董仲舒、扬雄、张载、朱熹运用各自的人性论,共同论证了实行君主制度及尊者专制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绝对性。“天人感应”与“天道自然”的重大哲学分歧并没有影响董仲舒与朱熹“三纲”论的内在一致性。下面再列举几个判定儒家本质属性的重大事实依据。
孔丘是儒者宗师,而“孔子尊君”乃古人之定评。从《左传》、《论语》、《史记》的记载看,孔丘赞美西周王制,阐发“文武之道”,论证“君臣之义”,抨击“礼崩乐坏”,儆戒“乱臣贼子”,主张“贵贱不愆”、“事君尽礼”、“以道事君”,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视为理想政治境域的主要标志,曾为强化鲁国公室而“堕三都”,被敌国视为“为政必霸”的卓越人才。其弟子称颂孔学为“百世之王,莫之能违”。司马迁也赞扬孔丘作《春秋》以“明王道”。战国诸子多有非儒之论,却没有人否认“孔子尊君”。汉唐以来,“孔子尊君”乃是朝廷之定见、儒者之定论和世人之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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