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得雄：从思想和行动上应对“颜色革命”（2）

3.认清西方民主的先天不足。“颜色革命”的理论根据是推广西方民主。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明确写道，只有把“不民主”的国家变得像美国一样民主了，美国才安全了，世界也就和平了。因此，民主是一切的前提，问题是：谁给美国这样的权力？美国的民主足以成为世界的楷模吗？

在西方的舆论中，美国是民主的正统。如果从字面上看，这种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选民把某人选上去当议员；他在议会代表大家的利益投票通过议案；这个议案交给政府去执行，并受议会和法院的监督。如果这部执政机器顺利运转，岂不一切都臻于完美了？

可惜，事实证明，事情从一开头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选民未必总是理性的。也许有人会义愤填膺地说，这是对群众的污蔑，是不相信群众。可是，只要尊重现实，就可以知道选民会受宗亲、宗教、金钱、黑恶势力、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投出不理性的一票，而财大气粗的人会利用金钱和舆论炒作来保证自己或自己支持的人当选。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上述美国的事实就已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当然不能说每个议员都是这么选出来的，但如果这样的议员在议会占多数，那么就可以通过他们想要的议案。从法律上说这是合法的，而如果广大群众反对这个议案，也只能忍气吞声，寄希望于下次选举。下次选举能解决吗？十之八九是要落空的。

有人说，不是还有行政、立法与司法的三权鼎立吗？但在实际上，这三权都有各自的后台，老百姓看到的只是前台演的戏，后台是什么往往弄不清楚，而若不掌握确凿的证据，告到法院也没用。黑幕下的交易谁弄得清楚呢？有时三权之间会斗得很厉害，表面上好像他们都在为正义而慷慨激昂，实际是在演戏，甚至闹得政府关门，老百姓又能做什么呢？

所以，西方民主的最大特点是“程序万能，一选了之”。只要在程序上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这就合法了，至于被选出来的人做什么，选民在选举后是管不了的。这样的制度设计构成了西方民主的先天不足，也是种种弊端的祸根。当然，选民也有报复的办法，那就是谁许诺好处多，我就选谁。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的“福利陷阱”，今天一些国家破产就是这么造成的。

但是，西方政客还在振振有词，并用程序性民主这根大棍去打击别人，质疑别国政府的合法性。凡是他们不喜欢的国家，都斥之为“专制”“独裁”，他们就可以“合法地”入侵或推进“颜色革命”。

4.实现民主并非只有一种方式。在西方舆论里似乎民主是他们的专利，要讲民主，只有照搬他们的模式，否则都是赝品。由于他们长期这样宣传，其他国家的有些人一说到要民主，就自然而然想起了美国民主。不少人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向美国看齐。不改到同美国一样，便被认为还没改革彻底。

这是一种话语霸权。民主的本义是人民当家作主。至于如何当家作主，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和传统，必然会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不能强求一律。比如，程序性选举确实重要，当然不能想象没有选举的民主。但是，这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如果别的国家采用协商民主等方式，为什么不可以呢？方式是为本质服务的，只要确实有利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的稳定，那就应该允许有多种方式存在。非洲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许多部落和种族，如果一味强调投票选举，那么人口多的部落永远会在选举中获胜，这看似公平，实际上不公平。而非洲原有的“部落大会”制度，往往实际上比较合理地照顾到各部落的利益，但这被西方国家认为是落后的、不民主的。今天很多非洲国家的动乱，都同西方强制推行票选民主有关。

西方话语霸权中还有一个特点是只问选举，不问执政的实际效果。这种程序与良政脱钩的执政方式，带来的是令选民目瞪口呆的走马灯式的更迭政府。不管执政得多么糟糕，下台后拍拍屁股合法地走了，并不负担什么责任，也不受追究。这如何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呢？

现在西方把不少国家搞乱了，搞穷了，但还在强词夺理，说什么并不是西方民主不好，而是这些国家的法制和公民素质不好，一句话，就是你自己没有搞好。这就好比不负责任的医生说：病人死了，但我的手术是成功的。

5.中国有“民本”民主的传统。在西方造成的语境里，西方是民主的，中国是专制的，仿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同民主沾不上边。而我国有些人只知借用西方的概念，来分析表达中国的历史进程，把自己老祖宗贬得一无是处。

西方民主虽然能追溯到古希腊，但那种小国寡民的、压榨奴隶的“民主”，能称得上真正的民主吗？只能说它的选举形式有可取之处。那种民主只是历史的一瞬，此后的历史，西方不也出现了罗马帝国吗？不也是专制吗？如果说与中国有什么两样，那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明从未中断，人口居世界第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硬要用近两三百年来西方民主的概念来评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公平吗？诚然，中国封建帝制的历史很长，在那个历史时期，不但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其实西方也没有，西方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才逐渐形成现代民主概念的。

那么，中国有没有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因素呢？不但有，而且很丰富。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述。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许行说要“君臣并耕”。《吕氏春秋》的《贵公篇》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些思想在封建专制的年代是一直存在并对执政产生影响的。中国的皇帝也并不是如某些电视剧描写的什么事都不听谏议，一人作主。他们心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是不敢忘记的，“爱民如子”是一个明君的基本理念。当然封建制度也造成昏君，但他们是受道义谴责的。

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已开始萌发民主思想，例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一篇中写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以托古的方式道出自己的主张，是中国最早的民主思想萌芽，比法国卢梭的《民约论》早约一百年。我们可以把这些理念概括为“民本”思想。而西方近几百年来的民主实际是以金钱为本，即“资本”，是完全受利润驱动的。启蒙运动的大师们强调“人”，似乎是指全民，但最后却落到资产阶级身上，只是在口头上强调“人人平等”。

100多年前，封建主义的中国被资本主义的西方打败了。当时不少人痛心疾首，茫无出路，认为中国的一切都不如西方，主张全盘西化，这就像倒洗澡水，把里面的孩子也倒掉了。今天的中国人有了坚定的自信，一定要把好东西继承发扬起来，把“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弘扬起来，同时学习西方的长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来。我们完全有这个资格，也完全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已显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实现民主是个过程，只要我们不断地完善它，就一定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