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3）

三

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泛滥，有其深刻的历史哲学根源和国际政治根源。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否定唯物史观的思潮也开始泛滥开来。其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当推卡尔·波普尔和海登·怀特。

波普尔是英国学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魁首哈耶克的朋友。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最广泛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主义”。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论断，都强调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因为知识的增长极大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知识的增长不可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也无法预测。举凡历史的确定性、社会发展规律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正是从这种唯心史观出发，波普尔指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蓄意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在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灭亡并非不可避免，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缓和，资本主义初期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此后人类的历史任务不是革命，而是不断改良和发展民主。由此出发，波普尔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鼓吹历史的不可知论，一方面又预言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一方面反对历史的任何确定性，一方面又确定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仅此自相矛盾之处，就足以暴露这个披着现代科学外衣的学说的反科学本质，为国际资本张目的实用主义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40代起，波普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一样，一直影响甚微，甚至屡遭冷遇。直到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以后，才成为西方向第三世界极力兜售的“显学”。其命运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浮沉，足以证明它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战的武器。

海登·怀特是美国人，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开创者。应当说，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对于纠正现代主义实证史学的机械性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他对史家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完全脱离客观的抽象夸张，毕竟沦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和基础的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正是因为有了实践，才有了人的发展，有了历史，有了语言；有了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联系，有了人的意识、语言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实践赋予人类、历史和语言的统一性。然而，在怀特看来，历史却是一个杂乱、无序、矛盾、混沌的领域，没有任何统一性或普遍联系。是写作者的主观意识（思维方式、政治立场、伦理观念、审美倾向等）和特定解释（情节化解释、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赋予历史以联系、生命和意义。写作者的这一切主观因素，可以归结为语言，而且历史的叙述也必须以语言的形式出现，所以在历史写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不是历史，而是语言。这样一来，历史叙述也就没有真假、优劣的区别，而成了人们可以随意玩耍的语言游戏。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其《元史学》在中国出版时，怀特着意在《中译本前言》中写道：“史学家们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很明显，这是在鼓励中国的历史写作更加放纵写作者的主观意识。

有了以上简略分析，我们便可以归纳波普尔和怀特对于中国的特定影响：如果说波普尔颠覆人们对唯物史观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么怀特则为人们随意涂改、编造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搞文艺的人不一定去读他们那些晦涩的著作，也不一定能懂他们那些玄虚的理论，但是通过理论界特别是高校某些专家的似懂不懂、似通不通的鼓噪，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唯物史观被波普尔推翻啦，以往的历史结论不对啦，文艺可以随便书写历史啦，如此等等。

历史是什么？它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的纽带，得以寄托心灵的港湾，得以自立的一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母体，得以开创未来的智慧和勇气的不竭源泉。国际资本要把中国纳入其主导的世界体系，必须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而要摧毁这一切，就必须摧毁中国历史宫殿的一切建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核心建筑。关于这一点，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消亡”论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说得十分明白，即消亡非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于西方的历史。在这一旨在“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中，国际资本在国内买办势力的策应下，除了发动外部攻势和派人打进来以外，就是以大奖、资助、访问等等名目繁多的“实惠”诱惑一些作家、学者上钩。这是一场你追我赶的竞赛，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谁伪造的历史最符合国际资本的利益，谁获得的奖励、报酬也最多。

至此，我们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说唯心主义史学观的渗透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形成来自后方的推力，那么国际资本的诱惑则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激励机制，形成来自前方的拉力。这样一推一拉，倘若正能量又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那历史虚无主义能不愈演愈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