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澍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生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我国人民民主的这一重要形式所体现的哲学智慧与思维方式，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而其具体发端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并初步形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并在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培育和推动下日臻完善。

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第一核心要素和基本运作形式，也是达成协商民主的必由之路。“协商”的基本含义是指各参与主体通过平等真诚的讨论和对话，共同参与公共决策与国家治理，以求同存异、维护整体利益为原则，既尊重多数也照顾少数，既关注结果也重视过程，在相互理解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最大共识。对中国而言，“协商”并不是一个新造或舶来的词汇，在中华民族的话语系统中，“协商”的本意就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在此意义上讲，协商的前提、协商的过程无不贯穿着中华民族经典性的文化密码，影响最大的包括中华文化推崇整体系统与圆融感通的哲学智慧以及持中道求和谐的思维方式。

近年来，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达成的基本共识之一，就是认可中华文化的经典特色之一在于重“群”、重整体、重“大同”，这一价值取向背后深沉的文化根由，正是中华民族推崇整体系统与圆融感通的哲学智慧。

在中国哲学智慧里，天、地、人是彼此独立又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整体和系统。在天、地、人这个大的整体和系统中，组成其整体和系统的不同部分和要素，又各自构成自身的整体和系统。各部分要素与整体系统间的圆融感通、有序运化，造就了生生不息的世间万象。而世间万物的感通互摄同样适用于人际人伦。因此，世间万物都是“相成”“相济”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可以相互感通、圆融互摄的，正如《易经》所言，“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哲学命题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际伦常中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体现的都是推己及人、感同身受、相互理解、对话沟通的感应会通。在1993年的《世界伦理宣言》中，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被尊为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其核心理念就是：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我，成就自我是在成就他人的共生关系中实现的。

这一哲学智慧基因不仅使得中国人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圆融有余，而且易于将哲学智慧转化为政治智慧和生活智慧，也易于在古老哲学智慧与现代协商精神之间构建一条穿越漫长历史隧道进行对话沟通的精神通道。现代协商精神强调主体之间的商讨互动，从而建立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并最终建立起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系统状态。中国哲学智慧恰恰最擅长在多元差异中寻求理解、尊重、体谅、沟通，最终求得共识与共处，这既是中国智慧之长，又是协商之所以可能、共识之可以达成的基本前提。中国哲学智慧是整体思维智慧。它对于那些已经经历过主客体分殊的哲学时代而走向整体把握世界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来说，很早就站在了人类哲学智慧的高端。圆融感通的整体智慧也为世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整体和合思维。中国语境中的“协商”渊源于此，而不是西方特色的“二元分殊”。

学界比较公认的中华文化另一特色就是思维方式上注重中道中和、和合和生。“中”“和”“生”蕴藏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奥秘，奠定了现代协商精神的文化基础，也为协商过程中具体处理好“多”和“一”的关系、顺利实现“多中求一”以及整体“度”的把握，提供了独特有效的柔性方式。

“中”较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提出的“允执厥中”，孔子在《论语》中盛赞“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礼记·中庸》充分肯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先后以“中道”“中庸”“中行”等表述“中”，阐释适度、不偏激、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的思维状态，并把“中”与 “和”联系起来，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把“中和”视为天地万物良序运行的法则。

“和”在中国先哲那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多样性的统一，是谓“和而不同”“尚和去同”“和，故百物皆化”（《礼记·乐记》）。西周史伯把“和”与“生”联系起来看，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世界是丰富多样的，万物没有绝对的同一，以恰到好处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有差异之“和”，才会有天地万物的产生与发展，才能化生万物，此谓“生”。这是中华思维关于“中”“和”“生”相互关联的内在奥秘。

具体讲，“中”是一种兼顾多方、统合协调、去极端化、不偏不倚的思维方式，“中”的标准是是否“适度”或“适当”，而不是不讲原则的简单调和与折中，更不是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和”也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和而不同”，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不强求一致，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承认、包容并尊重差异；“生”是“中”与“和”的结果和表现，是事物基于“中”“和”之创造创新与变化发展，所谓“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系辞下》）、“天地合而万物生”（《荀子·礼论》）。

持中道，求和谐，谋发展。“中”“和”“生”所涵养的思维方式不仅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助益中华民族历经5000年历史发展而没有发生大的文明断裂。在社会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正确看待社会矛盾，合理协调多元关系，避免动乱纷争，实现社会和谐，促进有序发展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华民族正是在多元异质因素的和谐共处中，不断积聚活力与合力，在共利、共强的“群居合一之道”（《荀子·荣辱》）中，不断化生、创新、发展的。这正是今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在多元对话中求和谐、求合作、求共存、求发展的协商思维得以蓬勃生长的民族思维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