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澍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生成（2）

二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生成，不仅与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中国人民久已习惯的思维方式、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政治学有着不解之缘，也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文化所直接催生。

正是基于人民解放的历史需要与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民主协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彻底革掉封建专制之命，建立起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新型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本身就是一部彻底推翻封建专制、探索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

在这样的民主道路的追寻中，协商民主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其根基在广大人民群众，在于视人民群众为根本依靠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群众路线及其文化形式，就自然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条件和基石。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核心内容的群众路线应运而生，是以群众的需求为奋斗的出发点，以群众需求的满足为事业的落脚点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群众路线的民主方式几乎是同时期酝酿产生的，二者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本质及其实现形式的基本逻辑关系。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此后无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启的、并事实上实践着的“总民主”。协商民主正是在这样一种革命文化背景中孕育、诞生的。

协商民主的具体产生，也离不开另外一个革命文化要素即“统一战线”，换言之，协商民主得益于“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两大革命文化要素的共同催生，而此二者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两大重要方面。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实质也是群众路线，二者都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中就开始认真探索和积极推进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两种实践形式，二者都旨在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地位的树立和弘扬，它们共同催生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实践的最初进程。

众所周知，由于身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就开始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征程。19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共商”即共同协商，这一议决案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思维的最初运用，也是最早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编第10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版）。在1924年至1927 年的国共合作时期，“共商”得以延续，国共两党以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国事的积极探索，推进了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中国革命的特定需要、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以及民族智慧的特点与偏好共同作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就选择了以共同协商为重要基石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注重与其他党派团体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在“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中，有效地进行了以协商方式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最早探索与成功实践。在“三三制”民主政权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政权，已经具备了一党领导、广泛协商、包容合作等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具备了构成多样、主体平等、目标明确、遇事协商的组织特点。“三三制”既是统一战线，也是群众路线，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事实意义上的协商民主的最初形式，也是今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雏形。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逐渐走向成熟，党对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的把握更加科学，对自身政治道路与政治制度的思考选择、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综合运用更加清醒自觉：一届政协的召开是协商的结果；协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协商民主最重要、最成功的现实实践；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和最高国务会议等协商议事方式，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协商民主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广泛、多层和制度化的特点，并且在实践中继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从革命走向建设、从协商建国走向协商治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原生自在的协商民主，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觉自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制度选择上的文化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自觉顺应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植根于几千年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传统，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土壤，并在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涵养和引领下，发展成为形式更加完备、方法更加多样、制度更加健全的民主政治模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作者单位：中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