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时代的重构
《易经》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讲的就是观察研究人文，用以教化天下人，才成其为人类社会。这是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基因。
说到世界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们往往提及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但那其实只是适应新兴封建制度秩序需要，主要关注礼仪、规范的文明秩序。十四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才真正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也造就了大写的、膨胀的，像“发疯的钢琴”的“人”。十八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在深度哲学意义上下了功夫，但和者盖寡，不接地气。当代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一度成为西方世界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种社会思潮，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密特-萨罗姆、美国的布罗克曼以及英国的赫胥黎。这一思潮一方面高擎启蒙理性、世俗开放的大旗，抗击任何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非理性冲动；另一方面坚守人文、人性、人权的观念底线，反对后现代理论的价值随意，但局限于西方的价值判断及话语体系，影响有限，兴起乏力。
由此可见，中国的新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中国人文精神注重的是“和”，注重人性、人权、人文的和谐。我们注重大道为公，注重包罗万象，以和谐的人文气息，传遍全球，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温暖，感受到中国的包容，感受到中国的人文精髓。这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一直延续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新人文精神的力量所在。
“新人文主义”是基于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更要因应时代、革故鼎新。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造就和谐的人。它既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又要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这是“新人文主义”的确切内涵和当代价值。它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过来也就是使“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共识的文化支撑。借《礼记·乐记》的话说，“新人文主义”乃出自“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
在当今世界，大踏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高举着促进“新文明复兴”的大旗，把握住“新人文主义”的话语权，就可以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作者为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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