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选载：治国理政显露轮廓

到福建省厦门市出任副市长这天，正好是习近平的32岁生日。

此时的厦门，与深圳、珠海、汕头并列为中国四大经济特区，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标杆。在习近平履新一年多前的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并在厦门实行自由港政策。

1985年6月，跨越1900公里，习近平从华北腹地来到濒临台湾海峡的厦门，“我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他说。

当时的福建，是与广东并称的改革先锋。力推改革的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被后人列为“改革八贤”之一，而这八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勋中，也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项南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可以想见，水深流急却又激荡人心的改革开放，对于年轻的习近平有怎样巨大的吸引力。而担任地方正职刚刚两年的他，能够被提拔并到特区任职，也是难得的机遇。

习近平说，当时福建整体形势比他想象的要欠发达一些，从福州到厦门，一路走了8个小时，交通条件比较差，道路狭窄。而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市容市貌显得陈旧。“美丽的厦门岛好像是一个青春少女，但是穿了一件破衣服。”

这一次升迁，习近平开始了在福建17年半的历程，从厦门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再到福建省委副书记，最终官至省长。在这一段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地方任职经历中，他逐级经过5个岗位，执政风格走向成熟。

“我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福建度过的。”他说。

习近平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曾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提出，分管农业，首先就是要上高山，下海岛。

厦门经济特区扩容，需要制定发展战略。此事由习近平牵头，他组织了国内100多位专家教授，进行了21个专题研究，历时一年半，为厦门未来15年的发展画出蓝图。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他本人的说法是：“到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3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一是这个岗位你本来没有做过，二是特区工作谁也没有经验。可以说，双重的欠缺，在特区得到了一种补充，厦门给了我人生许多历练。”

在此期间，习近平与歌唱家彭丽媛在厦门结婚。他们只在宾馆办了一桌酒席，答谢同事好友。“晚饭后，我们4个人到他家里坐坐，到了才发现，包括他们俩平时刷牙的2个杯子在内只有4个杯子，最后只好再洗2个碗当茶杯。彭丽媛临时花5块钱到街上买了一些糖果分给大家吃。”习近平在厦门的同僚这样回忆。

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

1988年，习近平被调往宁德任地委书记。这是他的第二个“一把手”岗位。

此时的宁德，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是“黄金海岸的断裂带”。9个县中有6个是贫困县，被确定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区之一。因为经济水平在福建全省排行末尾，每次省里开会，来自宁德的干部总是坐在最后一排。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贾庆林找习近平谈话说，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改变那里的面貌。”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和省长也很支持和鼓励。

他不打算遵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惯例，而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添点冷水”。

急于摆脱困境的宁德干部们想要干三件大事：开发港口、修建铁路、撤地建市。习近平的想法是，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骛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到任不到3个月，习近平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下党乡是寿宁县最边远的山区乡之一，1988年才建乡，当时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

盛夏天气，习近平带人徒步10多公里，去这个乡调研。他们头戴草帽，肩搭毛巾，顶着炎炎烈日，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路险坡陡，荆棘丛生，需要拿着柴刀劈开灌木。

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2个小时，回到县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习近平后来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行。后来在福建任内，他又两次来到这里。

习近平下乡调研，从不讲究，端起农民们递来的茶杯就喝。下乡用餐，伙食费一分不差地交给乡里。

有一年遭遇洪灾，道路被冲毁，习近平步行近13公里山路去指挥抗洪，在滑坡路段，有人要背习近平，他笑着说：“我那么年轻，怎么能让你背我呢。”

调研之后，习近平定下的执政思路是“滴水穿石”——这位33岁的地厅级干部，并未急于出“政绩”，而是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理性和坚韧。

1988年10月，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习近平提出了“滴水穿石”的理念。后来他多次阐述，宁德这样的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只能做长期艰苦的努力，必须克服幼稚思想、急躁情绪和短期行为，努力养成在任期内留下长劲和后劲的广阔胸怀。

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他在陕北插队时曾亲眼目睹，叹为观止。“一滴水，既小且弱，对付顽石，肯定粉身碎骨。它在牺牲的瞬间，虽然未能看见自身的价值和成果，但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无数水滴前仆后继的粉身碎骨之中，体现在终于穿石的成功之中。”他在文章中写道。

习近平认为，经济落后地区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

“如果我们一说起改革开放，就想马上会四方来助，八面来风，其结果，只能是多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少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我们一谈到经济的发展，就想到盖成高楼大厦，开办巨型工厂，为追求戏剧性的效果而淡漠了必要的基础建设意识，那终究会功者难成，时者易失！”他这样写道。

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

不过，强调渐进并不意味着缺乏果决。习近平在宁德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

20世纪80年代末，宁德干部违规占地建房成风，在狭小的市区，有些违规房建在山坡上，一排排三四层小楼，非常扎眼。民众对这些“马路边的腐败”意见很大，但如果清理违规建房，可能涉及数千名干部，人际关系复杂。

当时全地区有7392名干部营建私房，其中副县级以上的干部达242人，科级以上的干部1399人，分别占这两级干部总数的49%和46%。这组数字，与贫困地区反差强烈。

习近平决心彻底解决此事。他在地委工作会议上批评同僚中的畏难情绪：“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

到1990年底，全地区共查结违法违纪占地建房干部3782人，其中处级99人，科级476人，给予经济处罚3446人，收回补罚款198.03万元。

而这一果敢作为，在1990年5月登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就此配发了评论，标题为《锲而不舍，无坚不摧》，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习近平领导的宁德地委。

除了清理违规建房，习近平在宁德还重点查办了福鼎县林增团、宁德地区侨联副主席郑锡煊等腐败大案要案。

他还特别强调，要把腐败与改革中的探索严格分开，对于大胆改革、敢于开拓的干部，仍然要加以保护。

20世纪80年代末，沿海地区曾兴起下海经商热潮。习近平告诫官员：“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在宁德，习近平还首创了官员下访制度。

上访，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极其特殊的“政治救济”制度。民众越过底层的相关行政机关，直接向更高一级或中央的行政机关投诉各种不满。虽然通过上访而解决的问题比重有限，但这仍被视作重要的社会“减压阀”。而各省份民众到中央的上访数量，也成为考核地方的一个指标，上访越多，地方治理评价越低。

习近平则反其道而行之。1988年12月，他在宁德的霞浦县举办了第一个下访接待日。事实上，还在河北正定时，他就曾在街头摆桌子，听取民众意见。

在霞浦，习近平的第一个接待对象是县公交公司职工舒穗英。由于政府部门在她房屋旁的河边建房，导致河道淤积，洪水冲走了她家的粮食和部分财产。这名职工要求县里负责清理河道，并赔偿经济损失。

一个接待日，102名上访民众与官员面对面交流，受理问题86件，其中有12件当场解决，其余的限期一个月处理完毕。

当天的总结会上，习近平说，官员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民众负责。“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

“信访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基层，到下面接访，把工作送上门，地区到县，县到乡，乡到村，层层下基层，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而不是把矛盾往上推。”这是习近平描绘的接访构架。

在他看来，信访下基层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民间矛盾，更可强化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密切联系群众，一直被中共视作获得政权、赢得民心的法宝，但一些干部时有懈怠。

任福州市委书记后，习近平延续了官员下访的工作方法。1990年5月14日，上任刚刚半月，他就在福州市鼓楼区举办了“领导服务接待周”，为一名市民解决了邻里土地纠纷。此前这起纠纷已持续了半年多。

在福州，习近平提出了“马上就办”，这是他改变政府工作作风、提升政府效能的又一尝试。这四个大字，至今还挂在福州市委大院里，挂在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大楼上，立在福建省104国道福州马尾隧道口。

习近平主政福州时的最大动作，是推动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迅速发展。他不满当时的政府工作效率，提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随后，这一思路扩展至福州市的所有党政部门，公务员都被要求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办事效率。

当时他向媒体解释，“马上就办”不光是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人们审慎地做出最快反应。每个人都有这种敏感，事业才会保持年轻。

同僚评价说，虽然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习近平年仅37岁，但他敢想敢干，又不咄咄逼人，做事很稳妥，不会空喊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