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选载：治国理政显露轮廓（2）

善于团结人，不是窝囊

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后，习近平提议并亲自参与组建了福建省政府顾问团，汇集各路专家作为福建的智囊——这延续了他在河北正定的做法。

习近平亲自圈点专家，不慕虚名，而是更看重那些活跃在一线、敢想能做的少壮派。

这个顾问团每年会向福建省政府提意见，习近平也经常邀请他们参加重要会议，比如经济分析会。据说，习近平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常委会上很少直接下结论或批评人，而是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几乎没见过他说重话。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善于团结人，是习近平的一大特点。这种领导风格和能力，在福建的17年间日益成熟，并得到认可。

在习近平看来，团结，是一个人从政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前提，他曾列举历史上的刘邦、刘秀、刘备等人，“给人的感觉是挺窝囊的那种人，但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

他懂得整合团队的重要性，也深知盲目突出个人的弊端。在宁德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他曾以球赛作比喻，论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成功要素是整体力量的有机配合，个人的技术只是居于次要的位置，如果盲目地突出个人技术，不顾整体协调配合，往往会使总体水平下降，影响整个球队的战斗力。

在福建，习近平从一名副厅级干部升至省部级干部，行政级别上升4级，管理一个面积12.4万平方公里、3000多万人的省份——相当于三个瑞士还要多。这是他的治国理政思路逐渐成形并通过实践去印证调整的重要阶段。

福建有山有海，地形复杂，有经济特区、重要港口，也有贫困乡村、山区腹地，直接面对牵系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局势紧张，几近临爆点。诸多因素，必然会加深习近平对于中国全局问题的认识、对于国家重大利益问题的思考。

面对更为复杂的执政局面，习近平提出并实践了很多新概念，比如，生态省，有限政府与效能政府，数字福建，海洋经济、林权改革，食品安全——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

这些举措都经过深思熟虑，在他离开福建之后，延续至浙江，有些更推广至全国。

可以说，走出正定时，他还是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干部，而到2002年离开福建时，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稳健的政治家了。

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

2002年10月，习近平调往浙江，仍出任省长，短短一个月后，又任省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封疆大吏”。

浙江在福建东北方，两省互为邻居，但经济实力差距不小——以GDP排名看，浙江在全国各省中常居第四位，而福建则总在第十一或十二位。浙江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但经济特别是民间经济的活跃程度无可匹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十余年居全国首位，号称“民富第一省”。

知情者透露，习近平由福建调任浙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前，他有思想准备，可能被中央调到陕西省或西部某省工作；到浙江后，“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又兼任书记，一点都没想到。当时，我想一定要做好，绝不能做不好。因为我做不好的话，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这是对浙江4600万人民的事情”。

2006年，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中，习近平用“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形容接手这个经济强省时面对的挑战。

也有人分析说，习近平是“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而这正好契合了他作为一个民营经济大省领导者的身份。

密集调研是习近平的基本工作方法，用他的说法是“先做学生”，“不要盲人摸象”。到任后的两个多月，在外调研的时间占了一半，每天六七点起床，夜里一两点休息。9个月之后，全省90个县市区，他跑了69个。

一次在四川当地视察浙江省的对口扶持县，因为地处高原，很多干部都支持不住，中途退了下来，而习近平不仅从头坚持到尾，更是随时随地走下汽车，走到老乡中去了解情况。

习近平常说，下基层要少搞“锦上添花”，多搞“雪中送炭”，要多跑“冷门”，到问题多、困难大、条件苦的地方去办实事。

在福建首创的下访也在浙江继续。2006年8月，他率领浙江省党政干部接访团，在衢州市接访。一上午接待了167批来访群众，当场解决问题76个。

从浙江到后来的上海，习近平有句话浙江干部耳熟能详：“领导干部下访，要到矛盾多的地方去，往矛盾‘窝’里钻，这样才能够取信于民。”

到浙江两年后，习近平面对的挑战不再是“山高车快”，而是“成长的烦恼”——市场化程度高的浙江，面临资源桎梏，电荒、钱荒、地荒、水荒；出口依存度很高，贸易摩擦加剧，打火机、皮鞋、纺织品等商品在海外屡遭制裁；生态环境压力也很大。

如果说，习近平在河北、福建任职时，相当长的时间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温饱，那么在经济领跑中国的浙江以及上海，迎面而来的是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后者也是目前以及未来若干年整个中国必须完成的惊险一跃，事关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实现中国梦。

浙江省的办法是：与临近的上海、江苏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民营经济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清理和修订了一批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民企与国企一视同仁，强县扩权、强镇扩权，为增长强劲的经济板块突破行政制约。

他甚至决定，对生态环境优势突出的丽水市不再考核GDP，因为“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GDP”，力推地方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他出现了，在中共领导核心酝酿调整的敏感时刻

2007年3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的“之江新语”专栏，刊出了短论《追求“慎独”的高境界》。这个专栏，习近平以“哲欣”为笔名写了4年，这是最后一篇。

当日，中央决定，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

2006年秋，上海爆发社保基金案，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一批高官落马，陈是当时查处的贪腐官员中级别最高者之一。上海，这个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局势都有标杆意义的城市，会不会在风暴中动荡坠跌？

习近平主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力推现代服务业，为上海确定了“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目标。

对于自己的上海使命，习近平的总结是“努力稳定大局、统一思想、理顺情绪、调动干部积极性”。

短短7个月零4天，当他奉调入京时，这座城市已重获稳定和信心。

在到上海任职之前，习近平在海外的形象是改革和亲商的政治家，在国内，普通民众谈及这位地方大员，仍会提及他的中共元老父亲，对他本人印象并不深刻。调任上海，令习近平成为关注焦点，特别是在中共领导核心正酝酿调整的敏感时刻。

2007年10月中旬的中共十七大，习近平进入中共中央的9人核心领导层，与他同时“入常”的，还有他5年后的治国搭档李克强。

在中央的这5年间，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受命牵头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筹备，并负责起草中共十八大报告、修改中共党章。直到2012年11月，成为拥有8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的总书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掌舵人。

回想2007年初，有媒体要求习近平为自己在浙江的5年打分。“我怎么可以给自己打分？打高了别人说我骄傲，打低了别人说我自卑。”习近平这样回答。

他解释说，这个分数应该由老百姓来打，官员关键是要为民做事，而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现在，13.6亿中国人，正在注目于他的一举一动，也会在心里为他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