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宣传工作的原则和策略

张文木:宣传工作的原则和策略

【重点摘录】英国人在印度将甘地捧为“圣雄”,在南非将曼德拉捧为“和平斗士”,授予他们多种奖项。这两个人的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英国人却偏宣传、鼓励和强化他们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别革命”的部分,将其改造并美化为对英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主义”价值观灌输给英殖民地人民,以此强化那里的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依附意识。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还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都是由英美人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从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和平斗士”。拿破伦精湛此道。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

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2]毛泽东批评这些人不会“读无字之书,听无弦音”[3]。“多谋寡断”的认识根源还是不懂和不讲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讲文化传播与政治的关系。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美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比较圆熟的国家。他们治理世界的经验,特别是其中文化传播经验也最值得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其加以总结和借鉴。

一、文化传播是西方按其战略意图塑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国家战略是实施国家政治路线的工具。历史上,国家——只要它还存在的话——文化传播历来是与其政治目标相呼应。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即便不是所有,至少其主要或核心内容都贯穿着各自的外交战略。在国家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内容,输出什么知识,在相当一些国家那里都是与其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捆绑在一起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4]性质。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宣传战”[5]的结果。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特意“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因为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一些曾被英国、日本殖民过而又没有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中普遍存在,在其影视文艺中已是主流——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6]。然而,在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长期的和平生活已使一些青年人忘却了这些血写的经验。前几年,我们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格拉玛”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情妇。这些“艺人”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梅兰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艺术功底,更在于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舍生取义的伟大民族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开始重视“笔部队”的建设。当时美国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注意到这种转变,1922年他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7]在各国“笔部队”中最老谋深算的是英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只是英国“谋略派”[8]时好时坏的学生。比较而言,英国的文化传播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编撰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比如“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塑造国际文化观念(比如英国有意捧红的汤因比的历史观)、国际主流经济学(如连英国人自己也不信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生物学等工程,几乎全被纳入其文化传播的战略之中。英国人不在乎世界是什么样的,只在乎他们的传播受众心目中的世界与其编造的“世界”是否合拍,其最终目的是让对手国家乃至它的盟国按着英国各式“皇家学会”认可的标准存在或不存在。

这些新老帝国主义国家向其对手国家实施文化传播战略的一贯策略是“外松内紧”:在自己国家内讲统一性,在国际上则要求多样性;在自己国家内扶强抑弱,在对手国家中则扶弱抑强。他们用各种方式弱化对手,其目的是在他们国家“内部确立一种罗马式和平,对外则表现为罗马式的掠夺性帝国主义”[9]。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厌恶自己的黑人人种,想从肤色上与白人人种“保持一致”。在美国居统治地位的白人们看中了这一点,便把他捧了起来,使其在多民族杂聚的美国大红大紫,获奖无数,其目的就是让在美国人口中占相当比例的黑人们在杰克逊的摇滚乐中忘记其种族的历史和个性,并在白人面前自降人格,天然接受其统治。英国人在印度将甘地捧为“圣雄”,在南非将曼德拉捧为“和平斗士”,授予他们多种奖项[10]。这两个人的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英国人却偏宣传、鼓励和强化他们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别革命”的部分,将其改造并美化为对英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主义”价值观灌输给英殖民地人民,以此强化那里的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依附意识。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还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都是由英美人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从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和平斗士”。拿破伦精湛此道。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11],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12]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13]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14]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

用一切方法模糊和虚化对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人民的理想,是西方宣传战中的重要手法。压迫民族并不怕被压迫民族有“梦”,而是怕他们有理想。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一个“梦”,美国资本家可以为他塑像;卡斯特罗说他有理想,美国资本家就对他恨之入骨。马丁•路德•金的“梦”至今也没有给美国黑人带来解放,而共产主义理想却给1949年之后的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就和光明前景。压迫民族也不怕被压迫民族谈“人性”,而是怕他们谈“人民”。虚化了阶级和政治意识,“人民“也就被分解成了一个个虚无的“人”[15],其文化也就成了虚无主义的文化。失去了文化自觉和“人民”的概念,国家就自毁了精神长城,侵略者就可长驱直入。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16]

即使是近乎纯技术的科目语言学领域,也被英美人纳入他们的文化传播战略之中。在他们看来,语言工程也是人心改造工程。因此,改造被征服国家的语言,往往成了他们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步骤:欧洲人带着枪炮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把他们的语言强行推向他们的殖民地。原来由阿拉伯语、汉语、梵语等语言支配的世界,便在近代为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所取代。这些语言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也将欧洲人的价值观带到其支配的地区。他们在强化宗主国价值观的同时,削弱或消灭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识,强化了依附意识。《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的作者,保罗•哈里森提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概念。他说:“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唯命是从的帮凶。”[17]曾在好望角任职的英国官员约翰•巴罗说:“假如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语书写,那么这里的下一代就会变成英国人。”[18]目前凡是英语说得好的,除母语国家外,都是曾经被英国征服、其殖民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西方国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民族问题制造内乱和分裂;分裂这些国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们的语言。比如他们会鼓励和资助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有目的地去对手国家就民族问题进行“学术考察”,从其生活习俗和语言结构中最终“研究”出许多与其国家共同体相排异的种族元素,并由此推论这些种族与他们所处的国家本“不兼容”。接着就是西方政客们对这些越研究越多的“种族”进行炒作性宣传、鼓噪,在必要时不惜鼓动出兵推动其独立倾向,结果许多好生生的国家就这样被肢解了。我们看看近代英法美等国在不断整合本国和本地区政治形态的同时,又从民族问题入手碎化世界其他地区——如近东巴尔干国家、中东海湾国家及非洲国家——的过程,再看看当代因西方渲染民族问题导致解体的苏联及随后再次碎化(Balkanized [19])的巴尔干国家的现实,就不难看出西方国家语言学研究具有的战略功能。有过苏联解体惨痛经历的俄罗斯学者对此有深刻的体验。B.A.利西奇金和Л.A.谢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说西方人:

从今天的利益出发,挖掘历史论据来证明今天的观点是正确的。民族间的冲突往往以此为据。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心理战手法酿出的恶果。历史上双方都可以找出大量资料证明,卡拉巴赫属于此方或彼方。当受到西方第五纵队操纵的新闻界,公然煽动被移居的人民,就其实质而言是组织了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冲突,酿成了大量伤亡。[20]

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西方的文化外宣政策往往带有血腥味。香港曾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新中国建立后,华人武术界里出了一个李小龙,他在其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香港华人“好勇斗狠”的猥琐形象,表现出了中国人的大义凛然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龙用自己的武艺和武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热爱,在美国和日本人民中拥有众多崇拜者,但他在33岁就“死于不幸”;其长子、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国豪,在其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如果再联想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年仅42岁便“不意中毒身亡”的结局,我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些相似结局与某种战略意图相关联。李小龙死后,在日寇时期梅兰芳曾表现出大无畏的傲骨,经李小龙传承之后便在香港武术界日益式微:在英国殖民者面前,这时的香港武者已失去了李小龙那龙飞九天的气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武者降格为阴沟里蓬头垢面的扶贫义士;在香港回归祖国后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些“武者”又转行为宣传普世理念的环保人士。

西方持之以恒地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对第三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看看目前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侠客,而侠客缺少的正是没有为阶级、民族和国家奋斗的理想,而这正是当年日本及欧美殖民主义者在这些地区统治可以接受并且纵容的文化内容。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相当多的言情片中的苦恋,都以退场的一方买了去西方某国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注目刚升空飞往西方某国的飞机为剧终。这其中隐藏的暗喻就是:西方才是没有是非的人生“伊甸园”,到了西方就找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和人生的归宿。这样的倾向是殖民文化长期“心理暗示”的结果。希特勒对英国娴熟地运用文化传播推进政治目的作法羡慕不已,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21]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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