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宣传工作的原则和策略（2）

二、国家政治关乎民族存亡，随意“突破”和“超越”是危险的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前一种矛盾决定了国家间的斗争及贯穿其间的生存博弈是绝对的。不管这种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是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后一种矛盾决定了前一种矛盾在国家抗力接近的条件下，是有和平转化空间的。

这就是说，关乎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政治要求是研究文化传播问题的绝对前提，其他如所谓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所谓“人类”共性的话题无疑也是存在的，但只能是在国家政治前提下话题，是政治的延伸。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文艺宣传中的政治目标，这并不是什么“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国家文化传播战略的必然要求。我们常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当人面对生死——至少是面对极端饥饿——时，就知政治是不能随意突破和超越的“巨大的局限”[22]。人饱时会对“饥饿”问题有千万种解释，每人的解释也都有一套独特的逻辑；而当自己真正面对饥饿时，有用的逻辑和解释就剩下几种乃至一种，能任意突破的“局限性”更是所剩无几。此情此意，家国同理。

理论的正确如否需要经验过滤和检验。医生的话在家里总比媳妇的话管用，就是因为医生的话多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则多关乎感情。在家中感情往往让位于生死，在国家里就是所谓的“文字的人性”要让位于关于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长征路上出发时还有8万多人，这时大家尚未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价值；当湘江之战后红军拼得只剩下约3万余人[23]时，党内对于是否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争论就基本消失。在经验、特别是关乎生死的极端经验面前，人就容易接近真理并达成共识。笔者在本文中关于文化传播始终贯穿国家政治战略的认识，所基于的并不主要是逻辑演绎出的所谓“道理”，而是基于历史上大量发生过的生死经验。

在这方面，古希腊和中国战国时的齐国都是前车之鉴。黑格尔说：“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做宗教。”[24]结果，在希腊的自由之花被罗马的金戈铁马“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25]。征服希腊后，罗马人为了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就有了很多的希腊奴隶被载运到罗马来。这种奴隶贸易是以提洛为中心，据称这个地方有时候一天可以卖出一万个奴隶。希腊的奴隶成了罗马的诗人、著作家、罗马人工作场所的监督、罗马人子女的教师”。[26]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齐国。齐国曾是秦国面临的最强的对手，但就在秦国力行铁血统一的时候，齐国却弄了许多文化人“搞课题”， 要创建“文化大国”， 秦国还贿赂齐国很多黄金让它在“百花齐放”中自我陶醉；公元前288年，秦国捧齐国称为“东帝”。就这样，当秦国大军抵至齐国城下时，已是飘飘欲仙的齐国竟不战而降。黑格尔说“文雅和修养根本是不合罗马人本性的”，事实上，“文雅和修养”也不是历史的本性。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27]

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地下埋的东郭先生一定比狼多，而要“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列宁说，“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28]我们现在国际斗争中只会“五讲四美”是不能够赢得胜利的。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仅为道义而没有利益的牺牲最多只是一种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三、中国文化传播也要“讲政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在文化传播中适度淡化意识形态，从策略上考虑是可以的，但从政治上让步则是要吃亏的。

兵不厌诈。诱导对手走向失败的文化传播的方法不能简单地仅仅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它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具有“双面刃”特征的博弈工具：对被压迫者来说，它是反抗的需要，对压迫者来说，它是统治的需要。战国时秦穆公就知道“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29]。为了达到对中原汉族知识分子的安抚与弱化——与英国在印度的作法一样——并重的目的，满清统治者在明十三陵中专捡那个好面子、特清廉却治国无方，很有些戈尔巴乔夫范儿的崇祯[30]的墓地予以高规格改葬并多次隆重修缮；在民间，清初满人将那个靠乞讨赚钱办学、很有些甘地范儿的武训[31]立为汉人学习的楷模，用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普世理念虚化汉民族的反抗意识，以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黑格尔对崇桢有一段非常到位的评价，他写道：“当十七世纪中叶的革命的时候，明朝最后的那位皇帝是很温和的、很光荣的；但是因为他个性柔顺，政府的纲纪废驰了。国内的骚乱便难以遏止。叛党引了满州人进来。那位皇帝即行自杀，以免陷入敌手，临死的时候，他还蘸血作书，在他女儿的裙边写了几行字，深恨他臣民的不义。”[32]

同样的事物，在毛泽东这里完全就是另一种视角。毛泽东也重视明史研究，特别是注重汲取其中的国家兴亡经验。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33]。明史中，毛泽东最赞赏明成祖朱棣而少正面提及崇祯。毛泽东多次到明十三陵，曾有三次凭吊朱棣葬墓长陵。1951年4月他在长陵赞扬明成祖“敢在北京建都，敢把自己的陵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陵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34]1958年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毛泽东在十三陵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35]同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36]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十三陵水库，其意深长。至于清人捧红的武训，毛泽东在建国初即1951年5月20日亲自撰写并发表《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说：“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宣传。”[37]

宣传战线始终要贯穿政治，这是毛泽东对宣传工作者的绝对要求。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38]毛泽东批评这些人不会“读无字之书，听无弦音”[39]。“多谋寡断”的认识根源还是不懂和不讲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讲文化传播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在明史、武训和办报问题上的所想所思，确实值得我们共和国的后代认真回味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