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民：学习党章 做合格党员（3）

（二）“两学一做”是实现四个全面的需要

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布局。那么，“两学一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是一个什么角色？它是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因为小康社会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深化改革走到今天，大家发现，真正妨碍改革的往往是利益，有的人本身并不反对中央的大政方针，觉得你改别人我没有意见，但是你改到我的头上，那我就有各种意见。我们不能说他存心反对改革开放，但是一旦改到自己头上，就舍不得放开利益。谁都明白，垄断经营比市场化竞争要轻松得多，那么，谁来推动超越于部门利益之上的改革？就是执政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改革不成为一个口号，如何让改革不空转。这既是组织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需要注意的问题。

再比如，依法治国会带来什么？依法治国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具有法治思维与能力。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抑或是普通党员，如果没有法治的思维与能力，如果不带头守法，那么，依法治国也就很难真正实现。

当然，还有一个执行力的问题。因为顶层设计是一个大方向，它的落实还依赖于各级组织和每一个人。那么，这种执行力来自于哪里？一般来讲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动力，就是我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是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外在的规范和约束。内在动力是政治理念、价值观；外在的规范则包括党规国法，以及自律和他律相结合。

（三）“两学一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指出，三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媒体把它叫做“宽松软”，现在叫做“严紧硬”。但是不管怎么概括，现在，在从严治党的问题上，“不敢腐”的作用发挥出来了，“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在反腐败方面，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特别是“打老虎”的效果非常明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十八大，这63年中落马的省部级和中管干部是145名，而十八大以后到2015年年底则有140多名，如果把2016年前三个月的“打虎”数都算上，应该可以跟前63年持平，甚至还要多一点。经过这样的严厉打击，我们的政治生态中出现了一丝新的风气。人民论坛的调研分析显示，“吃喝风”得到有效治理。甚至有人说，过去禁止吃喝的文件非常多，但总是抓一抓，好一好；松一松，死灰复燃。上世纪80年代初，商业部部长在北京老字号饭庄丰泽园吃了一顿饭，花了120块钱。他个人就交了20元，剩下的100块钱没有交，结果被厨师一直告到了中央。最后，商业部部长不仅要赔100块钱，还得公开登报道歉。

十八大以来，我们反腐败坚持的时间，跟以往相比是最长的，这关键在于中央领导的带头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得到了有效治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党公信力的恢复可能会更缓慢一些。但是，官场新秩序还具有不稳定性，官场新风也并非基于新秩序来构建，而是短期威慑和观望。另外，我们依然存在懒政、怠政的情况，甚至可以这样说：治理懒政、怠政要远远难于反腐败。

另外，对于如何重构官场的政治生态，60%以上的人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完善体制机制。对于形成新秩序，66.7%的人是有信心的。75%的人认为反腐败必须立法，必须制度化。通观这些数据，我认为大家对于政治生态的共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具体到个体党员身上，我认为，我们党员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我们的主流还是立得住的。如果主流都立不住，那么这8700万人基本就“散架”了。虽然很多党员在平时并不一定很先进，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在重大节点上，还是能挺身而出的，而且这种人占大多数。

前两年海南刮台风，有两个包村的乡镇干部组织大家安全转移，但是有一个老太太死活不肯离开村子，这两个人听说以后，就返回去找老太太。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台风提前到来，这两个人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像这两个人一样的普通党员，你说他平时有缺点吗？可能有。有优点吗？肯定也有。可以说是缺点优点并存，也许有的时候群众对他们办事不太满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能站出来，这就叫共产党员。这种人恐怕在党内还是居多的，毕竟极好的、极优秀的党员是少数，极差的党员也是少数，处在中间的、最多的就是这样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的党员队伍建设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比如党员的社会身份非常复杂，有下岗失业的工人，有农民工，有企业老板，有体制内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也有体制内的一般工作人员，还有很多生活在体制外、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谋生的人。

这类复杂情况又带来了另外一个现象：党员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都大大增强了。因此，用过去单一的方式进行党内思想建设恐怕难以为继。党员的政治诉求与其社会生存状态密切相关。我们要求大家服从组织纪律，这没问题。可是我们应该看到，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诉求，你让他完全摆脱他的社会生存状态来空谈政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此背景下，党建难度加大了。一是党内能否有一个通畅的渠道让他表达诉求，而不是闹事。二是我们的思想工作要符合实际。解决党员问题还得跟社会大政策结合起来，单靠一个基层组织解决生存问题，基本不太可能。有些基层责任大、资源少。比如，非公企业和“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里有大量的白领甚至金领，可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们去给金领做工作，基本是做不通的，话语体系不一样。另外一种情况，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到农村去做群众工作，遇到重大项目拆迁等事情，也存在不会群众语言的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有，一是针对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党员，基层工作者的话语跟不上，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二是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到最最基层和社会底层的群众打交道，从话语体系甚至服装服饰都需要发生变化。不同行业有不同行业的要求，不同层级有不同层级的要求，但我们的带头人队伍现在没跟得上。

另外，对基层干部的激励约束机制都不够健全。现在约束比较突出了，但激励确实不健全。还有，支部活动工会化。基层党建做得跟工会似的，好像除了春游、秋游、看电影，就找不到其他办法了。再有，党内生活娱乐化、庸俗化。也就是表扬与自我表扬。

到底如何考核基层党建？有些形式不能没有，内容和形式是一对概念，所有的党建活动都需要有抓手、载体，形式就是载体。但是，考核的时候过于强调载体，也未必合适，因为容易导致形式化。比如，“台账式”管理本来是个好事，支部有什么活动随时记录下来，可如果有的村里都空壳了，年轻党员都走得差不多了，“三个党员五颗牙”，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再记“台账”，基本不可能了。而且，过分强调记“台账”，还会导致假账。所以，党建的形式需要有，但关键在于中心工作，中心工作完成不好，党建形式做得再足，也未必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