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是否会陷入长期停滞？（2）

警惕量宽“后遗症”

打破结构性改革迟滞困局

张明：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改革基本上乏善可陈。一是结构性改革将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阻力重重难以推行；二是大多数结构性改革措施，虽然在中长期有助于经济增长，但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下滑；三是美国与欧元区国家在危机后采取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目前尚未从这些政策中充分退出；四是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本轮危机爆发后过了一段短期资本持续流入、本币汇率不断升值、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好日子，没有动力开展结构性改革。

相比之下，一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或宽松货币政策，难度远低于结构性改革。不过，这类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刺激增长，中长期增长前景依然取决于结构性改革的结果。对大国经济而言，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造成负面溢出效应，包括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竞争性货币贬值压力等等，这会对新兴市场国家持续产生冲击。鉴于短期内全球需求相对固定，在不扩大供给的前提下，通过货币或汇率手段去争夺需求最终是一场零和游戏，可能加剧国际经贸冲突。

要打破这种全球范围内结构性改革迟滞的局面，一是要让各国政府充分意识到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以及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二是要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尽可能形成国际合作，避免以邻为壑的机会主义政策；三是要宽容、接受经济增长迟滞、金融风险上升、动荡与冲突增加等挑战来倒逼结构性改革。

刘东：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各国就纷纷祭出了货币政策。美国多轮定量宽松把美元泛滥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欧盟和日本现在依然高举货币宽松大旗。作为一种总量政策和需求侧的政策，货币政策掩盖了结构问题，无论优劣，一视同仁，大水漫灌。在危机期间这种措施是有效的，相当于无论什么病人，抢救的时候都需要先输氧气，先保命、再治病。但危机过了，要彻底解决问题、消除病根，就得搭配实行具有结构调整功能的财政政策。但是，财政政策决策程序相对繁琐，无论是调整税率、改变政府支出、制定产业政策，都需要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部门讨论通过。考虑到西方政党政治、选票政治，财政政策操作难度更大。

如果各国都依赖货币宽松，而逃避触动实体经济，这本身就是在制造下一轮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世界货币，各国都希望本国货币政策比其他国家更为宽松，推动本币贬值，刺激贸易出口，实际上就是利用别国需求，拉动本国经济，把危机转嫁出去。所以长远看来，片面的、攀比的货币宽松可谓是饮鸩止渴，势必造成全球市场流动性泛滥。

2010年左右，各国一度纷纷出台了长期发展战略和结构改革方案。美国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再工业化”，二是新能源发展战略。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通过了“欧盟2020战略”，意在增强欧盟经济竞争力，并对《里斯本条约》进行“有限”修改，避免欧债危机重演。日本首相安倍打出了3支箭：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振兴及改革经济。巴西、俄罗斯等国也出台了对经济进行升级和调整的政策。但时至今日，收效甚微。

改革能让大部分人受益，但往往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有些国家的政府治理、政党政治带来的短视性，也天然成为改革的阻力。只有加强结构性改革，才能提高生产率和实际产出。中国去年正式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作为今年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使深化结构性改革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

西米恩·德加科夫：量宽政策最后会导致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尤其在此类政策推动货币政策进入负利率的时候。这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显现，银行业、养老金等已出现长期性问题。一种更好的办法是投资教育和基础设施，两方面都会对国家经济产生多方面积极影响。

庄巨忠：结构性改革对于解决目前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必须持续下去，同时也要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管理需求侧。我们需要推动更多改革，许多国家也正在这么做。例如，中国政府将经济增长模式由严重依赖制造业出口和投资转向依靠国内需求和服务业，同时化解一些产业的过剩产能，加大创新力度和促进产业升级。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政府正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欧洲也正在对社会福利体系、商业监管、劳动力市场弹性进行改革。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保持改革势头是一个挑战。

索特·达瓦斯：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与美国与欧洲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有关。大量货币涌入市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也势必带来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依然取决于结构性改革的进程。欧盟目前忙于应对难民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结构性改革上仍没有采取实质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