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根红：网络参与的文化焦虑与认同危机

网络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群体的参与转向网络空间，形成了类型多样的参与模式，与此同时，网络文化也导致了文化的焦虑和网络参与群体的认同危机。

网络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传统的社会疆界被打破，群体的参与转向网络空间，形成了类型多样的参与模式。与此同时，网络文化也导致了文化的焦虑和网络参与群体的认同危机，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网络参政与秩序失范

随着网络发展的大众化，公众开始借助网络参与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件，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以网络为活动社区的网络政治参与群体。从各级官员问计于民，到邀请网民“拍砖灌水”；从网民自发监督官员，发动“人肉搜索”揪出腐败分子，到对国家政策建言献策；从政府邀请网民组成调查团调查官方结论，到网民表现出“意见领袖”风范被选为人大代表。从“网络参与”到“网络问政”再到所谓的“网络政治”，网络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表现出重要的作用，成为政治参与的新型场所。

然而，当我们津津乐道于网络政治参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时，也应看到网络政治参与所存在的秩序规则的失范问题。众所周知，网络具有强大的虚拟性和隐匿性，这就容易导致网络上的政治参与走向一种无序的状态，不可避免地会有非理性参与的成分。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一些情绪化的见解发布到博客或论坛中，而且有的内容是非常具有煽动性的，很容易感染大量读者。一旦公众为虚假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断和评价就会发生偏差，从而形成一种网络主体的“集体癫狂”，给正常的政治行为与决策带来强大压力，形成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

此外，网络政治参与大多具有随意性，其效力和作用也缺乏保障。因此，政府部门一方面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加强与网民的沟通，征求网民的建议和意见；另一方面也应该对网络问政或网民的政治参与制定一些相关的规定，不能让网络政治参与停留在“两会”期间以及重大（突发）事件上，应该建立长期的有效机制，为网络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

网络交往与阶层区隔

当网络成为大众文化交往的一种重要工具时，网络也建构了我们日常和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对于这种新的公共交往空间，有学者称之为“第四场所”。正是“第四场所”的媒介特性，网络为网民的主体性所留下的空间很大。网民通过网络社区、QQ等工具，实现了网络群体的对话性交往。此外，网络还营造了另一种交往空间，如开心社区、社交网站等，网络空间进一步促进了公众的网络交往。

网络看似是一种平等、自由、民主的交往空间，但就其本质来说，网络交往实际由一种隐形的政治经济学所操纵，从而出现了网络群体的分化和阶层区隔现象。网络在完成交往的过程中建构了不同阶层的活动场域和文化资本，网络群体在网络所建构的这个意义范式里分享和共享共同的阶级情境体验。实际上，网络并不是天然平等的无知之幕，任何网络社群都建构了网民各自的身份和等级。只不过，在网络社群中，身份与等级的建构方式颇为不同。

网络社群对网络群体的身份建构主要借助以下元素：电子签名、风格（如语言风格、生活风格）、内容（如浏览的网站、聊天内容、网络发布的信息）、特殊符码（如照片、火星文及暗语）以及其他可以辨认的资源（如性别、视频）等。此外，网络的内容也根据网民的身份等级呈现出多样化，如有专门瘦身网站、高档消费网站、租房网、求学网、粉丝网等，这些网站以内容的差别完成了网民身份的建构。由此，网络群体出现了诸如80后、90后、中产阶级、网络写手、网络美女、粉丝等各种分化的群体以及网络意见中的“意见领袖”和“沉默的羔羊”。这些群体的出现实际上消解了网络的无差别性，网络的格局开始分层，成员开始分化，最初的公共空间成为一种散漫性、具有阶层区隔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