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话：现实主义魅力何在？（2）

与时俱进，守正出新

张江：现实主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也来源于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发展机制和修正机制。事实上，今天现实主义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样态，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的现实主义乃至传统现实主义有了很大不同。这种发展中的调适和拓展，保证了现实主义始终葆有独特的魅力。

黄发有：首先，深厚的精神传统为现实主义带来丰富的滋养。从杜甫的诗歌、关汉卿的杂剧到曹雪芹、吴敬梓的小说，都以文学的形式深刻反映现实，成为历史的见证。而“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更是不断地激励当代作家直面现实。这种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积淀在国民的思维模式和审美习惯中，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和作家，推动他们在传承中创新，为现实主义开辟新的领地。

其次，现实主义文学与时代共同呼吸。对时代感和现实性的强调，使得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一种介入性与亲历性，一个作家以自身的生命来见证时代与现实，从不同侧面来揭示现实和真相，这种写作的在场感显得质朴而厚重，往往具有一种直逼人心的魅力。作家对形式的探索能够发掘文学的独特魅力，但逃避现实的形式游戏只会抑制文学的内在活力。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消费文化盛行的语境下，一些深刻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优秀作品彰显了其独特魅力。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优秀作品，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但又突破了现实主义的框框，既凸现了现实的深层意义，又在更加宽广的背景上将记忆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情感与哲思混合成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在审美建构上达到了整体象征的效果。而且，这些作品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对外在描述和外部冲突的依赖，注重探索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冲突，通过人的灵魂的折光来呈现外部世界的复杂性。

再次，现实主义的开放性与多样性为现实主义带来创新的活力。现实主义只有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深广度与多样化，才能具有生生不息的动力与活力。作为与先锋文学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文学潮流，新写实小说是对先锋文学偏重形式探索的补充，它在总体倾向上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吸纳了法国自然主义与新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这类作品对于凡人琐事的关切，成为艺术地反映当时世道人心变化的精神窗口。尽管新写实小说也有其审美的局限性，但其开放性姿态却给现实主义带来有益的启示。在当代文学史上，那些真正有独特建树的现实主义作家，往往能够突破既有的文学成规，从而开拓新的文学可能性。

脚踩大地，心系现实

张江：文艺创作不是纯粹技法的演练。历史上千千万万的经典名著，没有一部是单纯依靠技法跻身经典之列的。除了形式因素，更重要的是作品与现实对话的能力。我们当前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往往在“怎么写”上费尽思量，但对现实的熟悉程度、把握能力明显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到现实，回到现实主义，应该是一种适时的呼唤。

叶梅：随着各种流派各种手法相机而生，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曾一度遭到冷遇，但当我们在越来越沸沸扬扬、纷红骇绿之时，却重新感受到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它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洋，是无比宽阔的高天厚土，能成就文学最为需要的原创性（包含独创性）以及人性最为真实和微妙的呈现。

文学的原生态只能来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知。我初学写作的第一篇小说，正是现实生活的催动。当年到乡村插队，感受到农民的辛劳与生存的艰辛，尤其是那些美丽健壮或粗糙苍老的女人，那些浑身汗腥、心怀梦想、顽强如草、代代延续的女人……她们是我在生活中所熟悉的，我只是用笔将她们记录下来。

面对世界，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似乎越来越大。我曾经设想，比如工人，它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有了什么变化？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的工地上劳作，但咫尺天涯，他们的生活和内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又比如农民，我们吃着他们种出的粮食，可以想象这些发亮的米一颗颗从他们手上滑过的情景，但不知道过去用翻斗打粮用石缸装水用背篓运输，现在又究竟是如何从种到收？一亩粮食需要多少投入又能得到多少收获？他们有没有合作医疗？孩子能上到几年级？

在人类社会越来越丰富多彩也越来越复杂多元的今天，文学应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辽阔和陌生的世界？如果文学有一天不能真实和痛切地反映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时，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所谓文学“边缘化”究竟是一种懒惰的逃遁还是一种空虚的无奈？所谓“市场化”是一味地迎合、甘愿做奴隶还是自觉地有所选择？所谓“自我”是躲避在象牙塔里的自我欣赏还是真正的解剖自我，进而以个人方式与世界融合？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得不问自己。

张江：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现实主义之所以历百年而不衰，就是因为它在千百条创作方法、创作规律中把握住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一条，始终脚踩大地，心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