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毅：18世纪法国“中国热”参与锻造现代文明（2）

启蒙学者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大量养分

那么，18世纪法国何以会发生这么一场“中国热”？这件事似乎和法国启蒙主流崇尚“开明专制主义”的倾向有关。

人们知道，“开明专制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伏尔泰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迷。这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中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欧洲基督教的一神教专制。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国民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显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陆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

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魁奈则是另一位有名的中国迷。他几乎言必称孔子，对奉行儒学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颂扬备至，认为中国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于1767年写就了《中国专制制度》一书，由此为自己赢得了“欧洲孔夫子”的雅号。重农学派为何推崇中国儒学？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其重点是研究儒家思想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强调了它对法国重农学派理论的滋养，并由法国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学说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儒家思想对整个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奠基意义。这其实是儒家学说对整个欧洲启蒙运动（包括别具一格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那么更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是托克维尔的有关看法。托克维尔认为，重农学派之所以推崇儒学，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他们所特别珍视的“平等”价值。在托克维尔看来，重农学派的著作最能体现法国大革命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因为“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由于这种平等在四周无法找到，他们便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结果发现那里早已有了这样的东西，表现在：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此外，按照法国文学批评家居斯塔夫·朗松的看法，中国儒学之所以在18世纪的法国广受欢迎，主要是其道德观迎合了当时法国人的精神需要——那是一种既非宗教教条强加于人、又非由超验原则演绎而成的道德观，它与客观实际、现实生活相联，能让一般人较容易做到；此外，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是和儒家道德原则结为一体的，这种政治与道德的统一，也为对现实不满的法国人提供了一种榜样。换言之，中国的儒学和政治体制之所以受法国启蒙哲人青睐，是因为它富含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学。在伏尔泰看来，这种伦理学“跟爱比克泰德（古罗马的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的伦理学一样纯粹，一样严格，同时也一样合乎人情”。伏尔泰还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