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毅：18世纪法国“中国热”参与锻造现代文明（3）

儒学中内含的“自由”“平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启蒙学者

当然我们也知道，伏尔泰和魁奈等启蒙学者所了解的儒家文化并非真正的儒家文化，至少不是儒学的全部。事实上儒家文化在他们那里，很大程度上是被不切实际地理想化了。此外，也并不是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像他们那样迷恋中国，比如孟德斯鸠和卢梭就曾毫不客气地批判过中华文明带有专制、愚昧特征的某些方面，而且相形之下，他们的看法要显得客观、准确得多。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西传的中华文明对于启蒙运动实际上毫无积极意义，却也有失公道。实际上伏尔泰等人对儒家文化的“误读”产生过某种“郢书燕说”的积极效果——也就是说，儒学当中本来比较含糊、隐晦，而且在实践中又长期被扭曲、遮蔽了的一些普遍适用价值，破天荒头一遭被明晰化、被提升、被凸显了出来，而且被当作代表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堂而皇之地参与了西欧人锻造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此外还有一个积极效果也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儒学中内含的“自由”“平等”精神的被发现，似乎也极大地鼓舞着法国的启蒙学者：试想，那群正东奔西突上下求索、要把自由平等一类信条确立为万世不易的普遍适用价值的法国人，忽然发现中国人这个东方的代表性民族一直就在奉行这类信条，这时他们感受到的该是何等强烈的兴奋。

应当说，自由与平等这一对价值不仅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且对于现代文明或现代性而言还具有某种根本性的意义。表面上看，它们好像只与政治有关，好像只涉及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实则不然。说到底，工业化和科学化不讲自由与平等同样也是不行的。比如，真正的工业化不能没有市场经济的支撑，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离不开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贯彻；搞科学如不贯彻学术自由、贯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发明创造，等等。总之，对于现代性来说，“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和“理性”的原则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些原则的确立过程中，东方文明客观上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读者欲了解更多详情，可参阅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