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静：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局势诸侯争霸，文化领域百家争鸣。周王朝实行的贵族宗法制逐渐式微，而经济、军事力量成为新兴地主阶级争夺霸权的核心竞争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儒家主张的道德教化和仁爱精神不再能够适应诸侯集权、富国、强兵和称霸的需求，法家应运而生。可以说，法家是与儒家对立的一个学派。

法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三者的思想各有侧重。集大成者韩非主张将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因此，法家思想包括三个方面：法治、术治和势治。

法家的主要观点

法治——法本思想。第一，法令是君主统治臣民、治理国家的唯一工具，以法治国是国家兴盛的唯一选择。“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这与儒家所主张的德教为本、刑治为辅截然相反。第二，法律是国君意志的体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并认为民众愚昧，“民智不可用”，制定、实施法律不需要考虑民众的想法，“不苟于世俗之言”，“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第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提倡“壹刑”。不论皇亲国戚还是普通百姓，只要违反国家律令，一律都得受到处罚。这也与儒家所提倡的“刑不上大夫”有着天壤之别。第四，法的主要内容是赏和刑，“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在此基础上，更注重轻赏、重刑、以刑去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由此可见，法家法治思想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之上，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道德教化改变不了人的本性，只能通过奖、惩尤其是重刑的方法利诱。第五，法律本身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完善。“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智而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法不易者，乱；世变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世变。”第六，教育的内容为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反对对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在商鞅看来，奴隶主贵族和儒生“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是社会的蛀虫、“奸民”，应当“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对儒家学说彻底否定，推行“壹教”。他认为“壹教则下听上”。同时，将教育的职责赋予新兴的地主阶级，主张“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

势治——君威思想。是指君主要树立自己的权势，独掌军政大权，“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兴起，君臣之间的宗法血缘关系逐渐淡化，利益成为维系君臣关系的重要纽带，君主要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势”。“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君主通过手中掌握的生杀大权来建立起自己对臣下的威信。管子也说过：“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

术治——权术思想。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手段。韩非子认为所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即，君主要根据能力进行官吏的遴选，根据职务要求核查官员的具体表现。同时，他还提出了考核、监督官吏的三种方式——“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即考察官员任期内政绩，用具体的甚至突发性事件来检测官员的能力，审查官员上报的政绩、功绩是否属实。

在韩非子看来，法、术、势三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君主有势，才能保证法令得到贯彻执行，“抱法处势”的同时还要注重对官员的任用和考核，即重视“术”的运用，以便更好地驾驭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