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汉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回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发展的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了战略部署。《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是指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一、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可以从四个方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科学论断。一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政治制度是社会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二是从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看，虽然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三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为政治制度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处于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位，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因此其反作用常常表现为决定性作用。四是从政治制度的功能作用看，政治制度一经确立，便是顶层设计，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政治制度选择不好，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过，在现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也不少见。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1.这一选择不是在几种政治模式中作出的一种选择，而是在探索尝试过近现代所有政治模式之后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三个“五”。第一个“五”是讲辛亥革命之前的五大事件，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这五大事件的时间是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的这一段。中国的志士仁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太平天国发生在1851年—1864年；洋务运动大概的时间是1860年到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戊戌变法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的1898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1899年；清末新政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以后的1901年发生的。

第二个“五”，是尝试过的五种制度形式。这五种制度形式是：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制对应的历史事件是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戊戌变法历时百日，被慈禧太后所镇压。清末新政以1901年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进行改革为标志。慈禧太后借鉴日本的宪法，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这个改革最终也归于失败。帝制复辟搞了两次，一次是袁世凯，一次是张勋。都很快失败了，说明封建统治早已不得人心了。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也是不成功的。在此期间，中国曾出现过多党林立的局面。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到1914年1月国会解散，各种新成立的党会达682个之多。人们“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从1912年到1948年，中华民国历史上出现过八位总统，始终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

第三个“五”，是后面总结性地讲到的五种革命或改革类型。第一，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第二，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第三，旧式农民战争。第四，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五，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这些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说，这种选择不是多选一、二选一，而是将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政治制度都尝试过了，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之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特殊事件发生后的偶然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

1927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后，蒋介石随即背叛革命，与共产党反目。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中，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一些建设，现在有人将此称为“黄金十年”。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有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实现现代化。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历史不能假设。希望日本不侵略，不发动侵华战争，是一厢情愿的。

二是1937年之前，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是日本侵占了东三省，西方列强在中国也有殖民利益存在。

三是1927年至1937年，新军阀割据出现，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不可能实现近现代化。

四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其不可能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674页）

五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确曾寄希望于将西方的政治制度运用到中国，改变中国当时的悲惨命运。但是从外部环境看，列强不愿意放弃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独立；从内部条件看，资产阶级很弱小，难以担当起历史重任。辛亥革命以后议会政治模式的种种丑态也让中国人产生了对西方所谓民主模式的怀疑。

3.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对苏联模式的简单照搬，而是经过探索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首先，我们同苏联在国家结构上就有很大区别，苏联是联邦制，中国是单一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也有不同。最高苏维埃是两院制，包括联盟院和民族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