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大国崛起与公民尊严冲突吗 （2）

争取国家实力的增强和追求公民尊严的目标，不是相互冲突的，但确实存在达成时间的先后

至于一个人口和幅员意义上的大国，在实现崛起过程中，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必须作出多方面的抉择。大国要在短时间内，比如像中国这样在短则30多年，长则60多年的时间迅速崛起，若非高度集中民力、充实国力，先形成国家层面的实力，建立相对其他大国的战略对等地位，那就很难获得持续发展的外部空间。在这个阶段，我们既不可能放弃追求GDP总量，也不可能将GDP总量所蕴含的财富及其分配过度向个人倾斜，来缓解总量与人均的强烈反差。在人口规模为常量的情况下，只有不断增加GDP总量才能最后实现人均GDP的达标，不断提升民众福利，提高公民尊严。这就是说，争取国家实力的增强和追求公民尊严的目标，不是绝对相互冲突的，但确实存在达成时间的先后。

无论就现实条件还是历史规律而论，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带着巨大的贫困人口经济起飞后，虽然总体上公民尊严都会有所提升，但不可能实现全体国民严格地齐步走，既然采取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那公民尊严自然也难以避免不均等现象，这一点在中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全体国民都将推进社会公平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高考因此被赋予实现社会公平的重大职能，但由于基础教育阶段优质资源在城乡和地区间分布的巨大不平衡，同样的考卷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考生来说，其难度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为了照顾资源不足的地区考生，中国教育始终在推进社会流动意义上的公平与发现培养优质人才的效率这两者之间踯躅不前。公民尊严理所当然是我们的价值目标，永远值得追求，但在掌控实现进度上，确实需要经常警惕欲速则不达的风险。

大国崛起必须伴随公民尊严的提升，而非相反

对于今日之中国来说，这些关于大国崛起与公民尊严不同步的理论论证，既不等于主张专注于国家崛起，而无视公民尊严，也不等于只以公民尊严为标杆，无视大国崛起的现实意义，更不等于无视大国崛起与公民尊严相得益彰的事实。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国民尊严的坚实基础，国家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为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铺就扬眉吐气的“红地毯”，在国内，个人基本权利也从覆盖经济性权利而日渐深入至社会性和政治性权利，势头趋于加强。不得不承认，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尊严伴随着国家富强已取得了根本性进展。反过来看，事实上正是中国人的自由空间、教育程度、健康水平、消费水平等公民尊严的空前提升，才为国家崛起提供了动力，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公民尊严事实上的提升，也不会有大国崛起的结果。

当然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必须伴随公民尊严的提升，而非相反。如果说，我们可以理解大国崛起过程中必需的集中国力以实现重点突破、争取跃上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的战略选择和政府决策，那么在崛起大国进程中，必须更好保障公民权利和依法治国。人为地将公民尊严与大国崛起相对立，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也不具有建设性，但面对全社会要求提升公民尊严且现实条件如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允许或要求这么做的时候，仍然表现出某种麻木和迟钝，则在政治上肯定是有害的。

中国正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期间的甘苦，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但既然选择了走自己的路，那就只有随时总结和反思，向着民族复兴、社会整体进步的方向不断探索，让大国崛起和公民尊严的双重目标，不断得到更高水平的实现，让两者彼此促进，形成正反馈，相得益彰，同上一层楼。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