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选载：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改革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习近平为《决定》所作的说明表明，中共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应该说，中共此轮改革的决心之大、规模之宏伟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整个改革涉及60个方面任务、336项具体改革措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均在其中。几天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访美国，当她向美国人介绍这个庞大的改革计划时，大家都被震惊了。2013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到2014年11月，60项改革任务已全部启动。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勾勒的一幅幅写意山水画正在变成一张张清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表。

人们禁不住畅想：在改革之路上行进了30多年的中国，将再续怎样的光辉与梦想？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前景如何？它将会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尽管西方有人对改革前景感到担忧，但很多人都从习近平身上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

不管我们对这场改革的前途如何判断，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改革。

有权不可任性：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中，首要的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中共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其后的20多年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共努力探索的一个课题，从十四大到十八大，基本的方向是“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就是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尽管只是一词之差，但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跳出了政府与市场此消彼长的简单思维，强调二者共生互补。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非常有利于下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提高增长质量。现在挖潜越来越难，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场扭曲严重压制了潜力的释放。要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将政府改革和国企改革作为两个主战场。

“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这句歌词来自中国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其中的老人指的是邓小平。1992年，邓小平在南海边写下的诗篇，不仅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而且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政府改革都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在1992年之前，尽管市场机制这一新生事物已经迈上了中国经济的舞台，但其地位和作用一直不高，中共对它的定位也是处于不断探索之中。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从结构，到“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板块结构，再到“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上下结构，最后1989年又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1991年前后出现的经济过热、经济秩序混乱、价格扭曲等问题，使得部分干部群众对市场化改革方向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正是在这个十字路口，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锤定音，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新的轨道。市场经济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解脱出来，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努力方向。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与1992年的中国很相似。

1992年的中国，改革陷入困境，进入胶着期，人们对改革的方向非常迷茫。

2013年的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深化改革面临困境，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1992年，邓小平态度十分坚决：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2013年，习近平态度同样十分坚决：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992年，邓小平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2013年，习近平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2013年的中国毕竟和1992年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

所谓经济新常态，习近平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新常态下，如何处理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新问题、新挑战。

“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美国人如是说。

“更好的政府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意味着对企业更有力的管制。”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如是说。

“管得对的政府才是好政府。”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说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而是要厘清二者的边界。小政府可能是弱政府，弱政府难以支撑起有效的市场；强政府可能是无道的政府，无道的政府可能破坏市场的运行机制；“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

“道”就是衡量政府是否有效的标准，是政府管制对错的准则。“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政府必须抱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与民争利中丧失公共利益守护者的神圣职责。

“居敬而行简”，有效的政府必须是有限的政府、自我约束的政府。一个无限的政府，必然压抑企业和个人的活力，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果无所不管，就会越位、错位，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但是，“居简而行简”也不对，过于简慢，没有法度、无所作为的政府是“缺位”的政府，同样不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政府是法治政府，要为市场建章立制，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有力维护市场秩序，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压力下，政府必须有更大作为，才能引导中国经济平稳转型。

中国30多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从而解放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今天，在经济新常态下，能不能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持续降低市场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将决定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决定中国人民的未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