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选载：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改革（3）

既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

2013年8月，深圳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销售病死猪肉案件。据犯罪分子周某称，他从2012年3月开始生产病死猪肉制成的“排骨粒”，至今共销售了150吨，产品运往深圳市场销售，在这些猪肉中对人体有害的兽药超标12倍。

尽管类似的报道并非第一次，但这则新闻还是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引发了公众的关注。根据现行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畜牧检疫、商务、质检、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城管7个部门，直接负责生猪从养殖到屠宰、加工、流通、销售、消费各个环节的监管，还有食品安全办公室负责指导督促。按理说，有如此多的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其中，所构筑起来的监管网络应该是十分严密的，甚至可以说，只要其中一个部门能够尽职尽责，保证自己监管的那个环节没有问题，违法犯罪分子的违法活动就不会那么轻易得逞，更不会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人发现。但是，“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的咄咄怪事就是在这些部门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如果说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反映的是行政部门由于大权在握带来的乱作为，那么，“八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反映的则是行政部门由于职能交叉所带来的不作为。

习近平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改革的目标不是小政府、大市场，而是有效政府、有效市场。建设有力的国家制度比单纯引进市场元素更重要。当政府拥有有效提供政治稳定和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的能力时，这本身就确保了市场发育的良好环境。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仅要做减法，不该管的一定要减下去；同时还要做加法，该管的一定要管起来。

盘点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所做的加法，确实颇为可观。

经济立法，为市场保驾护航。十八大以来，推动经济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立法项目居于主体地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过旅游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和商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预算法、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广告法等法律修正案，审议了资产评估法草案、航道法草案和商标法修正案草案、证券法修订草案等。2015年4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进一步开放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五大领域上的特许经营，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国有企业垄断的格局，用制度创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2015年2月，美国高通公司因垄断行为被处以60.88亿元罚款，并被责令整改，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金额的反垄断罚单；两个半月之后，奔驰公司及经销商因垄断行为被罚款3.57亿元，成为中国汽车行业反垄断最大罚单。这两张“最大罚单”反映的是，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执法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在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运行。一年半下来，上海自贸区交出了漂亮的制度创新成绩单——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有效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有序推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初步形成。2015年4月21日，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挂牌，中国的自贸区建设正式迎来“2.0”时代。上海自贸区经验将在这些新的自贸区里得到有序复制推广，共创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战略布局，为经济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先后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打开筑梦空间，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促进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还是在2013年10月，习近平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不仅受到亚洲各国的欢迎，而且得到除美日之外主要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4个、域外国家23个。筹建亚投行把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再次拉升了一个档次，为中国产业升级、金融服务业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支点。与此同时，中国还打造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与瑞士、冰岛、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贸协定也于2015年落地。这些大手笔为中国经济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