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共产党人的党性与党性修养（2）

二、共产党人讲党性的基本要求

从文献梳理的角度看，中共党史上党性一词的广泛使用是1941年开始的。这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关系问题上最严重的事件。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正）常的程度。”因此，“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象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第33—34页）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论述党性问题的文件。该决定列举了当时党内在党性问题上存在的各种表现，如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甚至进行派别活动；在思想意识上，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等。文件指出，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实现对于广大党员的改造；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这个文件中共中央原本决定由任弼时同志负责起草，但当时任弼时同志正负责筹备党的七大，工作任务很重，后来改由王稼祥同志起草，但任弼时同志始终惦记着中央交给的任务，因而在1941年下半年撰写了前文提到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其中提出测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讲党性，有如下标志：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第二，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第三，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延安整风开启了党性教育的新途径。自延安整风以来，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党性问题，强调加强党性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还说：“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一种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毛泽东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一个共产党员讲党性的最基本要求。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党内一些人严重违背党性，大搞派性。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时，邓小平一再强调，共产党人不能搞派性，而要讲党性。他指出：“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2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江泽民同志认为，要强调自觉地刻苦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模范，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做遵守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做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模范，做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模范。（《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胡锦涛同志指出，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坚持继承光荣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坚持加强个人修养和接受教育监督相统一，做到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50—851页）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强的党性，是成为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首要条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加强政治修养，增强政治信念的坚定性、政治立场的原则性、政治鉴别的敏锐性、政治忠诚的可靠性；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要加强纪律修养，增强纪律观念，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政令畅通；要加强作风修养，做到执政为民有新举措、求真务实有新要求、廉洁从政有新成效。（《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人民日报》2009年3月2日，第2版）

毫无疑问，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党章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八项义务，其实也是对党员党性八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讲党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量，但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是否理想信念坚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否能够真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否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总之，讲党性，就是党要求做的坚决贯彻执行，党不允许做的自觉远离，最根本的是与党同心同德，共产党员要姓“党”。

共产党员必须讲党性，但并不等于抹煞党员的个性，抑制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这个问题，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曾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416页）

在处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上，每个共产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党的原则、纪律面前，要毫不犹豫地讲党性；在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坚持人民利益、党的利益至上。同时，讲党性并非否定个性，而是要求在遵守党章、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的前提下，尊重每个党员的个性和党章赋予的权利，充分发挥党员的主动性、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