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读伟人著作 做中国学问

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本被学校图书馆淘汰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经我反复阅读、批注，摩挲到连封面都没有了。后来又陆续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这些著作深刻地影响了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气势恢宏的理论架构，涵纳宇宙与人生，融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于一炉。这些著作极大地开阔了我的心胸与学术视野，使得我能够在后来的专业学术训练中，吸收其滋养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其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教会我看待问题，需要分清主流与支流，既要有重点论，也要有两点论，既见树木，也见森林，既要分析现象，更要揭示其本质特征。这些基本原理与方法论，都成为我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我更为频繁阅读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更贴近中国的现实，读来更为亲切。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曾经掀起一股短暂的毛泽东热。当时我还在福建永泰乡村读中学，这股热潮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最吸引我的是毛泽东传记与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身上那种“天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使命感，那种为穷苦人得解放、得幸福终生奋斗的天下为怀的精神，那种百折千回，永不屈服，永远进取的精神，深深激荡着我这个乡村少年的心灵。受到这种精神鼓舞，我和几位同学创办了《热雨》校刊，开始充满稚气地讨论中国向何处去这些大问题。这种情怀，也对我产生了终身的影响，使得我在后来曲折的人生道路中，终究不愿意将自己的人生局限在一个追求个人安逸与享乐的狭隘天地中，而是希望能够像毛泽东那样追求理想主义，拥抱大我的人生。也使得我在确立将学术作为我终身的志业之后，坚持为人民做学问，为天下人做学问，为普通老百姓说话的根本立场。

这种志向，在我2004年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读硕士、博士后才找到了实现的途径。所学、所思、所讲、所研都是平素所关心的国家大事，胸臆为之大开。在这期间，我遇到了我的导师、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他经常鼓励我们在从事国情研究的过程中要与毛泽东等伟人对话。在和他一起撰写《中国国情与发展》一书的时候，我们总是一边计算各种数据来描述中国国情，一边反复阅读、讨论、吸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的论述。这也使得我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越是深入研究和认识国情，越是能深刻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真理的光辉。这一套体系是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实践进一步，理论长一寸，它是实践探索的理论结晶，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它也是指引中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的理论武器。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吹响了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的号角。天下之事，“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固然是一个艰苦长期的过程，但如果能够以中国伟大的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为用，只要中国学者有自觉、自信、自主，众志成城，久久为功，万里长城未必没有建成那一日。

90多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探索，这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规模的人类实验与无比丰厚的实践土壤。同时也是中国理论创新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开展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将一些经验性概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提炼，进一步学术化与精细化，可能是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行之有效的一条途径。近几年来我们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前不久，王绍光和我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大智兴邦：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我们基于中国五年规划编制的实证研究，将其概括为集思广益决策模式，它经历了屈群策、集众思、广征询、合议决、告四方五个环节，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民主集中制决策过程的学术化表述，我们在书中也大量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等关于如何集中群众智慧的思想。

长期的国情研究与政策研究，使得我认识到决策者比大多数学者离中国的真实世界更近，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毛泽东，自己就是中国学研究大师。他们的话值得每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认真倾听。作为一名学者、一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坚持实事求是，兼收并蓄，开拓创新，并在人类知识殿堂中争得一席之地，才是真正的志气与真正的风骨。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