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3）

二、“海上丝绸之路”安全保障及其关键环节

自秦汉开通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基于历史，着眼于现实，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鉴于“海上丝绸之路”所涉海域过于遥远，以下我们关于讨论仅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太平洋即东海和南海两条主要起航线及其安全保障问题。

两条主线路意味着两个战略方向。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1]在这一起航线上的两个方向中，我们必须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

笔者认为，目前东海和南海出现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12]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会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在西北太平洋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找到了解决西北太平洋海权问题的抓手。

战略是布势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制造一种迫使敌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转化的形势，对手在这种形势中进退维谷并不得不与我合作。上策是把敌人转化成自觉的朋友，这是最高目标；中策是将对手转化为中立立场；下策的无奈之举才是消灭敌人。当年毛主席从延安撤走，把延安暂时让给胡宗南就是在布势。毛泽东撤出延安走时曾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3]今天东海和南海的问题，本质上是布局天下和城池得失问题，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

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在矛盾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矛盾是围绕太平洋战争后所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敌我矛盾”，南海矛盾则是雅尔塔体系中反法西斯力量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各国之间的矛盾源于胜利国家间的战后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对领土认知的差异，这些矛盾对雅尔塔和平体系不具颠覆性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都有一个被镇压对象，日本法西斯势力是雅尔塔体系在亚洲的镇压对象。当年日本联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凡尔赛体系，建立了是以德、意、日主导的轴心国体系，雅尔塔体系是战胜轴心国的结果。当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中关键条目说明，其对雅尔塔体系是敌视的，其目的是要在远东恢复轴心国体系及与此相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一需求冲动对雅尔塔和平体系具有颠覆性质，其一旦得势就会谋求以前的势力范围，如菲律宾、马六甲乃至关岛。这也是它在东亚盟友很少、很孤立的原因。

在上述矛盾图谱中，如果我们错将南海当作“主要矛盾”并列为战略方向，就会在日本这个对手之外平添美国和南海这些曾与中国并肩战斗国家的矛盾，这样我们就犯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4]的错误，将本不愿紧跟美国遑论日本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15]，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比较复杂，但也有逻辑可寻——目前中美之间更多的一种是雅尔塔体系内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中日矛盾比，矛盾性质不同。雅尔塔体系是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法法权安排，在这一总安排下各国的利益纠葛升级为“冷战矛盾”，且服从于雅尔塔矛盾，这与中国在抗战时期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类似。当前，日本要为轴心国体系“翻案”的行为属于颠覆雅尔塔体系的“敌我矛盾”，这使得雅尔塔体系内部的“冷战矛盾”要服从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敌我矛盾”；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南海矛盾要服从于东海矛盾。

这些矛盾复杂性在于，美国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无原则地与当年处于“敌我矛盾”中的日本捆绑到一起，以共同对付雅尔塔体系中曾经的盟友（如中国和苏联），这是对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严重背叛。尽管中美曾是冷战中的对手，但只要美国还没有表示彻底与雅尔塔体系决裂，中国还是应该尽量要将其挽留在雅尔塔体系的大格局中，尽管它部分地背叛了这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矛盾不是绝对的矛盾，中国与日本是绝对矛盾。而在美国建立的冷战体系这一次级矛盾中，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日本要利用冷战中的美国“翻案”，而美国则更多的是借日本获利。

分清了这两类矛盾，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美国和南海国家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矛盾。以台湾问题为例，虽然美国在冷战期间曾实际控制着台湾地区，但它只是想借此敲诈中国大陆。日本则不同，它的真实意图是想让台湾地区重回1895年《马关条约》之中，变成自己的一部分。1972年中国与日本正式建交时，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这并不代表其承认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这说明日本仍觊觎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地区。反之，美国则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如果无视日本坐大，也会伤及美国的利益。但因距离遥远，首先受到伤害的肯定是中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纵日本以遏制中国，目的是让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再当一次美国称霸路上的“战略清道夫”[16]。

自21世纪近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叶内，中国东海战略的核心利益及相应海洋战略目标是台海统一，对这个目标最为敏感，介入和干扰程度最大的也是日本。当前，国内有学者对日本实力进行了高估。其实，日本目前在东亚政治崛起的条件已不是远未成熟而是每况愈下——在朝鲜实质性拥有了核武器后，从相当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势头；日本南部还存在着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以及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对日本南进的拦截。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在东亚占据主体板块，海岸线绵长，防御纵深辽阔，这些对日本都是绝对性的战略优势。况且，当今东海的战略态势已与当年甲午海战时大为不同，在中远程导弹和潜艇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拥有优势的海洋技术的使用效果在靠近中国大陆的海面上已大打折扣，日本的海战能力也会随着其近陆距离的增大而大幅递减。因此，中国从东海方向突破，不仅有较大的胜算，而且胜利后遗留的难以迅速消解的副作用—消化战果难度，这是战争指挥员评估战争得失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17]—也小得多。

另外，在南海激化矛盾只能加强对手的力量，弱化自身的实力，或许可以得一些“坛坛罐罐”[18]，却可能因此失去了西太大势。如前所述，围绕南海的矛盾多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内部战后利益协调出现的问题。在南海爆发冲突最符合美国乃至日本的战略利益，它们在这一地区本来朋友不多或没有朋友，一旦中国与南海国家矛盾激化，后者就可能都会投入美国怀抱并产生与日本联手的冲动，这样中国就犯了“围渊驱鱼”、“围丛驱雀”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导致目前尚存且有利于亚洲和平的远东雅尔塔体系发生分裂。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该地区相对封闭，对中国而言，它既不与印度洋直接相连也不畅通太平洋，巴士海峡与马六甲海峡都受到美国的控制，同时又是美国海权的核心利益所在。依中国目前的实力，中国在南海方向突破可能会取得一些的胜利，但事后遗留下的副作用要比东海大且极难以消化，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有观点认为，南海石油资源丰富，因而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但笔者认为，仅从石油资源角度考虑南海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战略层面而属公司层面考虑的“坛坛罐罐”问题。战略是谋势的学问。资源的控制权只能在“形势”即国际体制中才能存在，不谋体制性的大势，资源的控制权是不可持续的。古人有“守险不守陴”的说法，险，势也；陴，城也。无势则城不保，资源控制同理。如果将三海连为一体观察，则南海对中国的西太平洋谋势不具有纲举目张或关键“抓手”的意义，却有配合和策应主要方向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面临的问题涉及的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主要对手，即日本和美国，而后者更是世界头号海权强国。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打通经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的战略通道，在这一目标下，台湾地区便是日本尽管非法但却是至今不愿放弃的核心利益。如果说台湾地区位于日本地缘战略的核心利益线上，那么，它于美国则只能说是具有战略利益而无核心利益。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线在中、南太平洋海区，即从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再到马六甲一线。在西太平洋海区，美国要保的关键目标是马六甲海峡，这是其不容他人染指的核心利益。至于东北亚，成熟的美国政治家——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位罗斯福总统——则不会对其倾注太多的资源。但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如果将海洋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海，就必然会在东海、台湾问题存在的同时又在南方增加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是目前日本右翼及在台的“台独”分子最乐观其成的形势。

明乎此，我们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线上存在的问题及其任务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即中国的目标不是争夺几处岛屿的“坛罐小利”，而是为布势天下，其抓手就在东海。

不仅如此，东海还是关乎中国整体安全的重要海域。东海北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居高临下，从东南方向包卷中国东北大平原。从朝鲜西进，便可进入一马平川的中国东北地区。当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接着就进入中国东北，进而威逼京畿且直取中原，控制中国东部达八年之久。我们说东北事关中国全局安全，就是因为与山区和海上相比，在东北大平原可以形成成建制的、可持续的和大规模的装备制造及由此装备的集团军力，而没有成建制装备的大规模制造和递进及相应军力，就不能全局性地控制中国。日本先是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造成持续八年的侵华战争，除本土外，日本能够长时期侵华的能力生成点就在朝鲜半岛继而占据中国平原面积最大的东北地区。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身处陕北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19]9月17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20]1948年年底，辽沈战役后，东北已稳操共产党手中，接下来夺取中原已有胜算；淮海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则使共产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已无悬念。

毛主席在1937年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一文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21] “三韩”即朝鲜半岛[22]，同样的道理，“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对于中国东北安全而言是关键。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3]与李自成进驻北京的当年即面临多尔衮率八旗军进逼山海关的形势相似，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国于1950年6月27日美国便出兵朝鲜。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鲜问题上，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朝鲜，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以南。中国的东北从而华北地区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乃至抗美援越）战争中实现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的经验，对当前构建“一带一路”，推进其中的战略利益，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