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新军：文学的“人民性”永远不会过时

“人民性”是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当下文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必要重新审视“人民性”的写作传统，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资源，真正做到为人民而写作。但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20世纪的历史就是“人民”（国家、集体、民族）剥夺和压制“个人”自由的历史；在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的问题上，在处理“人民性”与“阶级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我们曾经出现过较大的失误，曾经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个人本位的历史观，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历史界和文学界逐渐兴起的一股思潮。在这一思潮影响之下，一些研究者认为没有必要谈论文学的“人民性”，只要强调文学的“个人性”就足够了。

除了个人本位历史观的影响，文学的“人民性”话题很难展开，还因为一些研究者在“人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产生分歧。有人认为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中，19世纪以来流行的“人民”、“人民性”等词语的生命力已经日渐衰竭，支持这些词语的群体情感、共同目标和利益共享机制已经解体，这些词语已经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退场，仅仅存在于各种历史著作中。在谈论“人民”的概念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研究者，可能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虽然研究界对“人民”的概念界定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无法谈论 “人民性”问题。笔者认为：人民是与个人相区别的，个人具有实体的真实，而人民则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是一种“关系”的真实。人民和人民性是与真善美相联系的，是与社会的公平、公正相联系的。践踏法律、行使特权、蹂躏他人、假公济私、造假贩假、毒化社会风气等现象，大概都算不上是具有人民性的行为。梳理19世纪以来中国和俄苏文学的历史，也不难看出，文学的“人民性”是和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构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反抗文学的“贵族化”和“圈子化”的过程中确立的。

在笔者看来，个人本位的历史观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在每个历史时期，人类都会面临群体生存的困境、危机和重大难题，需要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克服，需要个人的牺牲和承担才能应对，这就需要以文学来凝聚民心民力。因此，过去的“人民性”理论，肯定会有助于思考和应对当下的社会危机。而过去的文学在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在应对社会危机和文学危机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的文学都会有其积极意义。强调文学的“人民性”永远也不会过时。面对当前文学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重提文学的“人民性”是很有必要的。

其一，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作家“为谁写作”的问题。在“人民性”的写作传统中，“为谁写作”是头等大事，文艺界曾反复地宣传为人民大众而写作，批判为名利而写作。对此，我们不能忽视当时提出这些命题的社会根源与积极意义。今天，一些作家为权力、资本和评奖而写作，为满足西方读者的口味写作，为个人名利写作。在强大的消费主义的逻辑中，我们对此习焉不察，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只有通过和历史的比较，我们才知道我们已经走出多远，是不是已经走上了迷途。作家孙犁晚年一直坚持为人民写作的理念，他质疑文学报刊的等级制，坚持在更具有群众性的报纸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他反对单纯刺激个人名利的文学评奖制度，呼吁作家要有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他坚持为中国人而写作，甚至拒绝与文学翻译者合作，不迎合某些外国的文学潮流；他难以忍受文学新潮的“圈子化”倾向，努力思考文学与民众沟通的多种可能性。新时期以来，与孙犁的想法大体一致的不乏其人，许多在不同历史时期参加过文学的“人民性”创建工作的作家，如臧克家、欧阳山、秦牧、冯牧、秦兆阳等，以及“十七年”时期的主力作家，都可以划入这个行列。今天一些人可能认为他们的创作心态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之中却恰恰留下了“人民性”写作的宝贵资源，足以成为我们今天考量“为谁写作”的借鉴。

其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文学与人民生活的联系。在“人民性”的写作传统中，曾强调知识分子要与人民打成一片。知识分子反映人民生活是否成功，取决于知识分子对人民生活的熟悉程度。知识分子只有走向人民，贴近生活，客观真实地反映人民的苦乐，才能使其作品真正具有活力和魅力。在这方面，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虽然存在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但也不乏成功的实践，产生过很多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很多研究者质疑文学反映论，主张文学“超越”现实生活，认为直面现实的作品不具备超时空的审美价值，或审美价值比较低，而一些作家也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撤离，远离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精心构筑自己的“小世界”，从而使文学凌空高蹈，不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