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五大亮点（2）

兼顾问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问责，从近期看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不担当、乱担当问题的迫切需要。从长远看，是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问责的必须性毋庸置疑。在这个前提下，问责的可行性必须高度重视。否则，问责就是漂亮的口号，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问责条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其有效执行需要三条件：一是问责条例自身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即回应现实需要，反映从严治党一般规律。二是简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三是执行者具备积极性与执行能力。

基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新实践经验，以党章为根本遵循，问责条例针对时弊，切中要害，回应了全面从严治党中不担当、乱担当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对那些目前还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凡是写上的，就要可行，保证其有效、管用。

问责条例执行者的态度和能力对于问责条例执行效果有着决定性影响。中央要求，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都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担当精神看齐，一级抓一级，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同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不断学习，勇于实践，提高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把对党的忠诚、对工作的满腔热忱化作抓好党建工作、发展党的事业的良好效果。

用兜底条款体现问责的“全”与“严”

问责条例第六条，使用“列举式”立法技术，把“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失职失责”，应该被问责的5种情形，即，应该被问责的具体情况，一一列举出来，使问责条例的具体规范趋于明晰，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但是，因主观认识局限，可能会带来问责情形列举不全，这必然导致问责不全面。由于问责条例作为中央党内法规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而，有可能会由于社会变迁，随时出现或发现新的问责情形，却于法无据，难以问责，即使启动问责条例修改程序，在修改过程中也会出现问责空档。鉴于此，问责条例在列举问责情形时加上了兜底条款，即第六条第六款“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问责条例中使用“兜底条款”这项立法技术，将第六条中列举的应该被问责的5种情形中，没有包括的，或者难以包括的，或者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现在还无法预测的，纳入问责项，这有利于减少因主观认识局限带来的问责情形列举不全，导致问责不全面，也有利于问责主体依据条例的精神和原则，适应社会情势的变化与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将一些新出现或新发现的应该被问责的情形，通过这个兜底条款来予以适用，从而保证问责全天候、全覆盖、无空档。这就弥补了使用列举式立法技术可能造成的缺陷，充分体现了问责的“全”与“严”。

问责方式和程序规范，问责主体和时间明确

问责条例第七条规定，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条规定了问责主体，即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第九条规定了问责程序。第十条规定了问责时限，即“终身问责”。这些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都聚焦到一点，就是保证问责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使问责得以落实落细，真正形成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