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对乡贤文化的书写

●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乡村中的文化主体建设。在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在宗族自治、民风淳化、伦理维系以及乡土认同等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宗族关系解体的现代社会，建构新型乡贤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固本培元有着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书写，从解构到重构，显示了近现代中国乡贤形象、乡贤文化的演变，呈现了文学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也透射出百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复杂与艰难

●乡土文学寄寓着人们的乡愁，乡愁牵动的是远离故土的当代人的灵魂。作为滋养生命和灵魂的文学，参与到乡贤文化和斯文传统的重建中，就是对文化之根的接续和葆养

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

乡贤文化重新被重视，出现在本世纪之交，尤其是最近几年。其突出表现为，乡贤文化的当代价值以及如何传承等讨论逐渐成为公共话题，乡贤文化研究逐渐兴起。

乡贤渊源有自。在传统社会，比乡贤使用更广泛的是乡绅一词。关于乡绅，历来有多种界说，史家萧公权把“绅士”称为“有官职或学衔的人”。也有学者认为乡绅虽不等同于知识分子，却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社会来源。“‘士绅’正是通过对知识的占有以及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中国，乡绅文化的生长延续与科举制度关系密切。晚清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传统士绅阶层衰落并最终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接受新式教育的新阶层。所以，到民国初年，新的“士绅”概念外延有所变化，主要包括受学堂教育出身和任职于各类新式学校的文化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又慢慢出现了新式的乡贤。所谓新乡贤主要指乡村中有文化、有贤德、有威望、热心乡村公益的贤达人士，对文化的占有和维系是其核心要素。从乡绅到乡贤，其作为民间知识精英所担负的文化传承功能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在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乡村中的文化主体建设。在传统社会中，乡贤文化集中体现了乡村的人文精神，在宗族自治、民风淳化、伦理维系及乡土情感激发、集体认同感保持等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宗族关系解体的现代社会，建构乡贤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固本培元更有重要意义。

“乡贤”文学形象的变迁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理应从自身的角度和特性参与到乡贤文化重建中。事实上，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文学对乡绅、乡贤的叙事和塑造从未缺席。从传统乡绅到“土豪劣绅”再到新乡贤，乡绅、乡贤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当代乡土文学中均有书写。

民国时期，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以及茅盾、叶圣陶、师陀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这一类形象的反映和塑造。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末左翼文学兴起，乡村成为关注的重点，乡绅形象在此类作品中经常出现。后来随土改等政治运动和社会转型，出现了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涉及乡绅形象的作品。1949年之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也都体现出农村乡绅这一社会阶层的变化和失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如张炜的《古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李佩甫的《羊的门》、莫言的《生死疲劳》、蒋子龙的《农民帝国》、赵德发的《君子梦》、和军校的《薛文化当官》、贾平凹的《带灯》、关仁山的《日头》等，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一个个性格各异的新乡贤形象。

在“五四”一代作家笔下，乡绅往往代表着腐朽没落的旧文化。而那些农村基层的文化占有者，即乡村小知识分子，则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多重重压下，呈现出灰色的人生状态，如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等。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新的土地制度下，传统型乡绅已不复存在，但是乡土中国的农村毕竟是文学最钟情表现的领域之一，于是改革大潮中的强人、基层村干部、乡村教师等新形象取代了传统的乡绅。如张炜《古船》、李佩甫《羊的门》等，从不同的角度透视宗法社会解体后的乡绅阶层的演变，刘醒龙的《凤凰琴》则刻画了乡村文化人（山村小学教员）的焦虑与苦痛。

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又发生了转型，乡贤形象在乡土文学中大量出现。首先是乡贤历史形象的追溯和书写。比如葛水平的《裸地》，小说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背景下，着力勾画了盖运昌这一乡村士绅形象。盖运昌身上有着复杂的文化属性：一方面，作为一个农村的资本拥有者，他精明、强悍，工于算计；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基层文化精英，他对乡村的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秩序起着维护和稳定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裸地》和此前的《白鹿原》一脉相承，白嘉轩和盖运昌，同属于乡贤历史形象的谱系。

其次，当下一些文学作品中，对当代乡村新趋势的描画和关注值得重视。如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塑造了互为对应的两类人物形象，一是敢于打拼、精于算计的荣汉俊，他既是村干部又是企业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最终迷失在名利的漩涡中，失去了美好、宝贵的人性。与此对应的，是鲍真这一年轻人形象，她有知识、有文化，早年外出打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来返乡创业。她身上那种开拓精神、对公平的坚持和敏感，以及文化的使命感，使人们依稀看到了乡村的未来，也隐约感到乡贤的气质。李佩甫的《生命册》作为农村人进城后失重与迷惘的一曲哀歌，表面上是写城市，着力点实际在乡村。小说中“骆驼”与“我”这两个人物形成了对比。两人一起打拼、致富，骆驼在波诡云谲的商战和官场中，突破了底线，丧失了自我，最终跳楼自杀，而“我”最终以乡贤的身份回到故乡，然而再也找不回曾经的乡土。

这些文学书写，从解构到重构，显示了近现代中国乡贤形象、乡贤文化的演变，既呈现了文学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关切，客观上也展示了由传统乡贤到新乡贤的曲折发展历程，透射出百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复杂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