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起雷：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2）

二、建立金融风险处置和退出机制需要未雨绸缪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加快，银行借贷利差大大缩小，各类金融机构利润会不断收缩，经营成本和风险会显著上升，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概率也会大为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深度调整期，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长期高速增长中积累的金融风险已开始暴露，需要有关监管部门提前做好应对风险的制度和规则准备。同时随着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推开，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在增强金融体系活力与效率的同时，也要为可能出现的优胜劣汰做好准备，通过处置与退出机制建设以实现高风险金融机构在没有政府救助前提下的平稳、有序退出。我国持续的金融改革深化和金融资产规模的增长，过去完全靠政府和中央银行救助来应对金融风险的做法已难以为继。2015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170万亿元，是当年GDP总额的3倍左右。庞大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必须依靠自身的资本、拨备储备以及成熟可靠的处置与退出机制，方能使金融风险得到及时的隔离与化解。

现阶段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与退出机制建设已经不仅是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建立金融风险的处置机制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的传染与外溢，使单个有问题的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不致蔓延为全面的系统性危机。在隔离风险的基础上允许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避免金融体系陷入“一限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实现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平衡。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的精神，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依法监管与化解金融风险就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市场化、法制化的市场退出机制。政府负有维护金融安全的职责，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在处置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是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市场纪律，防范道德风险，提高金融活力，意味着金融安全应由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的处置与退出机制替代。而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与退出，政府救助只能是最后的防线，只有在严重影响金融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实施。

金融机构处置和市场退出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也是完善我国金融体系使其更富弹性和抵御风险冲击能力的重要前提。因为任何金融监管都不能保证金融机构只生不死，也不能避免部分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应该把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平稳有序退出机制作为金融体系优胜劣汰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自我清理、自我修复的机能建设，保持金融体系的生机与活力，这是成熟的大型经济体必须具备的重要金融制度安排。

2002年巴塞尔委员会在总结过去历次危机及各国应对实践的基础上，发布了《高风险金融机构识别与处置指引》，总结了有效处置与退出机制的一些关键特征，其中包括：一是要及时识别和发现高风险金融机构。各监管当局在日常监管中动态监测金融机构所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积累程度，分析判断问题的严重程度和风险等级作为分类处置的依据。二是与风险等级相适应的处置手段。广义的处置包括早期纠正措施，如限制金融机构业务开展、要求股东注资、限制股东权利、整改内控制度、更换高级管理人员等，一般适用于风险等级不太高、问题不太严重的情形。对高风险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促其重组和撤销清算。两者的区别在于，促其重组需要获得金融机构股东尤其是主要股东的积极配合，愿意接受新股东或出售所持有的股权；撤销清算则无需股东同意，监管当局认为该金融机构已基本没有继续经营可能而直接撤销其牌照进入清算程序。最终的清算模式多会选择“购买与承接”方式，不同的是有的政府会在此之前由监管当局接管，有的会成立过桥银行承接被撤销金融机构的债权债务关系，其目的都是防止金融机构风险进一步恶化。三是运用存款保护机制。实践证明“购买与承接”方式是一种效率最高的清算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产变现与兑付存款的缺口。但很多情况下还会出现缺口，因此需要额外的保护机制抵补缺口以维护存款人信心。上世纪30年代美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类似的存款保险基金来抵补兑付存款的缺口，也有部分国家使用中央银行或财政资金来抵补缺口。这个“三位一体”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与退出机制安排还是较为成功地遏制了金融风险的传染与外溢，在单体金融机构风险与系统性危机之间竖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发生储贷机构危机期间，监管当局和存款保险公司共同处置退出了2000多家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较为成功地将这场中型危机控制在局部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