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讲好法治故事

讲好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也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是指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发生的事进行描述或以这些事为题材加以创作而形成的文学体裁作品。这些故事便于讲授，易于传播。讲授与传播法治故事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反过来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依法治国成为全党工作大局、法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法治故事在中国故事中应该占有更高的位置与更大的比重。

如何发现法治故事。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考量：一是从日常的法治实践中发现。直接参与法治实践的队伍有立法队伍，政法队伍，法学研究队伍，还有律师、法律工作者队伍等。随着法治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覆盖，间接或间断性参与法治实践的人会越来越多，全社会法治实践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可以想象，这么大的群体、高的频率，每天有多少故事在发生。只要我们能捕捉并呈现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华光四射、五彩斑瓓。二是从法治人物中发现。当下，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组织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法治人物评选活动，比如CCTV年度法治人物评选活动。除了这些活动评选出来的法治人物，还有各行各业推选出来的与法治建设关联紧密的先进典型。这些人物和典型身上都有反映法治精神、时代品质的法治故事，而且作为活生生的人物，他们的故事还在延展。就他们生活的群体和环境而言，他们的故事还在示范带动更多的人层出不穷地产生新的故事。三是从法治事件中发现。法治事件有官方推动的，如司法体制中各项具体改革的推动都可以构成法治事件，如一些有重大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的案（事）件的处理也可以构成法治事件。法治事件还有民间推动的，如孙志刚事件。但无论事件产生的动力源在哪一方，都有一个官民互动的问题，即官方推动的有公众与社会的参与，民间推动的有官方的认可与相关制度的调整。

如何传播法治故事。有了好的法治故事，还必须有效地传播出去。这里的传播，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大众传播，而应该有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多种类型，且一些具体工作是两种或多种传播类型的融合。

一是在普法中讲法治故事。普法是由各级党委、政府发动的，是一种典型的组织传播。我们的普法是卓有成效的，但内容尚需调整。我们讲法律法规较多，在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中法学基础理论也讲了不少，但接地气的法治故事讲得不够。在普法的内容方面，应该形成法律法规、法学理论、法治故事三者并重的格局。在基层群众中，还要以法治故事为主，辅之以法律法规和法学理论。讲故事的形式对所有群体都适用，只是我们要针对不同的群众讲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讲法。还可以尝试让法治故事进教材、进课堂，还可在党政干部教育培训和各行业的职业培训中推广。

二是让“名人”讲法治故事。这里讲的“名人”是宽泛的，既可以是全社会知晓的专家、学者、官员、明星，也可以是在某一地域或行业认可度较高的人士。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人讲效果可以完全不一样。这些“名人”既可以讲中国古代的法治故事，也可以讲西方的法治故事，但更应讲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尤其是发生在身边和自己身上的法治故事。在讲故事中要感同身受，甚至有观念冲突、认识转变的曲折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说教。这样讲出来的法治故事才有感染力和传播力。

三是打造精品影视剧讲法治故事。电影、电视剧的传播力是不容置疑的。麦克卢汉说，用其他媒介比如用印刷书页的字眼来表述，电影有力量储存和传递大量的信息的特点。它瞬息之间表现的由许多形体组成的风景，需要几页散文才能描绘出来。虽然有网络的冲击，看电影、电视剧仍然是人们常规的娱乐及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现在法治类影视剧制作方面还有待提高，只有我们真正把握司法规律和司法需求，各方联动，才能制作出打动人心的法治类影视作品。通过这些作品讲授法治故事，可以能起到积极的传播效果。

四是用好的平台讲法治故事。在传播学上，除了“内容为王”，还有一个“渠道为王”的说法，好的平台与渠道才更有可能产生好的传播效果。中央主流媒体和地方各级主流媒体、法治类媒体、都市类媒体都应该有讲法治故事的专题、专栏，一些政治类、社会类、文化类的专题专栏也应该加大讲法治故事的比重，如《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等就是讲法治故事的好平台。我们要多打造这样的平台，让好的故事在好的平台上讲，让好的平台讲好的故事。除了占领宣传主阵地和制高点，还应该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人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就法治问题建言、争鸣，通过共建共享，达成社会共识与社会行动。在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不可能独霸天下，鉴于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自媒体越来越展示其强大的传播力，使人民群众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法治观念，增强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