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有了“四个自信”，才能稳住阵脚（2）

发挥“基因”和“灵魂”功能

此次“七一”讲话中，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一论断寓意深刻，言近旨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思。

理解文化自信，首先要明晰文化概念。文化的英文是“Culture”，最初含义是指耕耘土地。16世纪开始，人们把文化诠释为对心灵和智力的培养；19世纪初，文化的含义变得更加宽泛，意指整体上的智力文明进步和精神文明发展。文化概念的哲学寓意在于：它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显现，也是精神自觉与自信的明证。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文化的始基意义深刻地体现在：一是，文化可以靠想象力来创造出与人的本能冲动相背离的种种叙事和愿望，以此来反叛大自然的声音。例如，从习俗到刚性制度的形成，并不来自自然的恩赐，而是来自文化的启蒙与辨识。二是，文化可以将对象世界脱离人的感官区域，并使它朝着内心化、持久化的方向运动，使它由单纯的感官对象变为人的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例如，“道路”一旦成为文化反思的对象，就不是一般的经验问题，而是有着深刻地回答“道路”选择的阶级性和地缘政治的关联性问题。三是文化可以引导人类去深思熟虑地期待未来并创造未来，从而结束过去那种动物式单纯享受当下瞬间的生活状态。

显然，文化犹如早期人类的“石器”，最终割断了人类的“自为存在”与大自然的“自在存在”的脐带关系；文化犹如“筑路机”，为人类的进化铺设了通往自由自觉精神生活的康庄大道。文化的“基因”和“灵魂”功能，是人类一切存在和活动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唯有通过文化自信才表现为充分的自觉。没有先进文化的启示，道路选择就会具有盲目性。而制度自信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充分证明。更不用说，理论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必然结果，先进的指导思想和先进的意识形态理论必然来自先进文化的土壤培育与滋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生与发展，无法脱离厚重的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和支撑。

文化自信是更广泛的自信。文化是人类集聚性群体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长期积淀而成，是支配个人、群体、阶级和政党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对执政党来说，有无世界历史进程的眼光，有无引领时代潮流、勇于开拓创新、崇尚科学和法治的精神，有无注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精神等，都取决于其拥有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程度。

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是文化变迁的过程，其本质是人类实践变革活动的诉求在精神领域的复制与表达。制度的革故鼎新必然伴随精神的吐故纳新——文化的冲突、文化的批判、文化的筛选、文化的辨识。

同时，文化自信所表达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民族的，又可以是政党的；既可以是精英的，又可以是大众的；既可以是传统的，又可以是现代的。文化自信所包容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均可处在辩证的统一体中。例如，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汇聚在当下中国优秀文化的统一整体中。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普遍性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精神标识。

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当代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军事战争、货币战争及金融危机等灾难，其最大的缺失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合理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欲望驱动世界”的西方文化特质，必然产生“让富人更富”的资本剥削制度和强权称霸的道路。4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他们所谓的现代文化创设逻辑，决定了其道路和制度的不合理性。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需要我们拥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自信：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把文化自信与民富国强的追求加以衔接，使生硬的“丛林竞争”式的市场，变为充满人文精神和人文智慧的博弈空间。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