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创新胆略，叫做长征

所谓的创新胆略，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红军长征最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灵魂和精髓。

一

鲁迅先生曾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无疑需要敢闯敢拼的巨大创新胆略。

这种创新胆略，体现在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在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初期，尽管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明确的，但具体的战略立足点和行动路线，则又必须根据战争形势、沿途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整和变更，而不能搞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教条主义。红军长征由初期陷入困局到后来踏上坦途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教条主义的过程。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揭开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新篇章。以此为转折，红军队伍在战略全局上一改被动受挫的严峻局面，开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红军能强渡乌江、攻克娄山关，取得遵义大捷、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等决定生死存亡的胜利，无一不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行动方针的结果。而这一切，是要随时冒生命危险的。

自遵义会议到长征胜利结束，每一个战略方向的合理选择，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科学确定，每一套战略战术的正确实施，每一次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无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精神创造性地开拓新路的结果。

如果读不懂这种创新胆略，你便无法理解红军将士为什么能够跨越中国十五个省份，徒步跋涉两万五千里，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无法理解红军将士为什么能够翻越二十多座巨大山脉，其中的五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不仅陡峭险峻而且终年积雪；无法理解红军将士为什么能够渡过激流汹涌的三十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无法理解红军将士为什么能够穿过沼泽遍布、神秘莫测的茫茫草地，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人迹罕至的广袤湿地，面积几乎与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

如果读不懂这种创新胆略，你更无法想象，给养极度匮乏的红军将士为什么能够顶寒风，冒雨雪，忍饥挨饿，遭冷受冻，甚至吃草根、咽树皮，经受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无法想象武器简陋的红军将士为什么能够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面对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

二

80年后我们再读长征，一如《西行漫记》书中描述的那样：“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决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这次无与伦比的远征历史中。”

可是，为什么一开始是被国民党军队撵着走的长征，到后来却变被动为主动成为胜利的长征？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绝不墨守成规、敢闯敢拼的创新胆略。

正因为有这样的创新胆略，红军才能选择正确的转移方向，才能提出并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正因为有这样的创新胆略，红军才能在到处困难重重、形势瞬息万变的长征途中，创造出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从而成功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让红军得以胜利前进。国民党的追剿部队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的神机妙算，出进无常”。

正因为有这样的创新胆略，红军才能始终保持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战胜凶恶的敌人。朱德在谈到“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的事迹时说：“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

正因为有这样的创新胆略，红军才能在长征途中实行正确的群众政策特别是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当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发誓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由于刘伯承和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结盟，红军不但顺利通过彝族区，还胜利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的计划彻底破灭，留下了红军和彝族人民团结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