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致命原因是什么？（2）

洪秀全设法成为一名私塾教师，这是受人尊敬收入很低的工作。但是，他却屡次在科场失意。他在1833、1837和1843年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成功。这是说明阻碍社会流动就可能对体制构成威胁的一个重要范例。另一位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冯云山，也是一位科场失意者。本世纪后期，当精英集团的广泛不满与劳动人民的悲苦相结合，整个体制就将倾覆。

洪秀全参加的科举考试在广州举行。1833年首次到广州期间，他听了一位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获得一些《圣经》书册和宣传品。据说洪浏览了一遍后就抛开，并把它们遗忘了。1837年他第二次名落孙山后，精神几近崩溃，大病一场，据说在床上躺了40余日，经常说胡话。在病中，他梦见自己被带到天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说人类已把他忘记、抛弃，开始崇拜恶魔，因而精神堕落；老人称孔子为恶魔，并要洪秀全与孔子及其信徒作斗争。另一次与老人会面时见到的一位中年人，他称之为“兄”。在洪的谵语中，他的家人听到他高呼：“斩妖!斩妖!”

洪从病中恢复，与以前一样继续做塾师；但他更多地表现出尊严和一种俨然有着某种目的姿态，感到他自己是尚不清楚的天命使者。这次他取一新名秀全，意思是“完成与完全”，可能也暗指洪秀全参加的秀才（英文名为“accomplished talent”既成的人才）考试。无论他心中有什么想法，他仍然有兴趣通过考试，1843年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考试。

最后一次失败之后，他偶然见到他以前接触过的基督教宣传小册子。看到之后，他的梦想有了落实。他认定那老人就是上帝、基督天父，中年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基督的弟弟。他的神圣使命就是摧毁儒教，杀死统治中国的邪恶满人，使国家变成真正信仰基督的完美社会。

洪秀全开始传教并接受信徒，尽管他重视宗教事务，但仍保持着自己的政治梦想。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创立了拜上帝会，该会主要是宗教团体和客家人的兄弟组织。当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之时，会社就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它就日益带有军事性质，成为保护贫穷的客家人的地方民团。当它具有一定规模，洪秀全开始明确他的反清观点，吸收更多的信徒准备起义。

1850年，拜上帝会在金田村公开宣布起义。此时洪秀全拥有两万人的军队。他们开始向北方进军，在前进途中，他们不断地吸收非客家人入伍，而领导依然来自客家集团。一般地说，起义是农民与其他一些工人的起义运动，也得到一些士大夫的支持。洪的队伍一路取胜，他们的胜利归因于他们的军事效率、他们所遇见的过着辛苦生活的人民，以及沿途政府官员和军队的不堪一击。

1851年，在进军途中，洪秀全正式宣布建立新的政治实体——“太平天国”。从字面上说，意思是“伟大和平的天堂”，在基督意义上隐含着对世界的拯救。但正如我们所见，太平也是大同的同义词，因此新政府也宣称是大同的天国。洪秀全号称天王。

1853年太平军攻占长江边的南京，这是全国第二大城市，以前明朝的首都之一。此时天国已有200万人。太平军把南京改名为天京，作为天国的首都。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是接近入海口的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地区，始终是天国的中心地带。新政府从这里向四处发动进攻和远征。一支远征军几乎到达北京。起义同时也在其他地区爆发。太平军曾进入全国18个省中的16个，一段时间内曾占领约600座城市。

也许太平天国的最明显特征是它的狂热性，这是由几种因素决定的。其一很清楚是洪秀全自己的性格。坦率地说，他可能十之八九精神严重失常。这些个人因素自然要影响历史而且能够根本上影响历史。然而，运动的狂热精神还有其他更基本的根源。

其一，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于日趋解体和日益贫困的时代，有数亿人卷人危机的时代。这一形势激发了超越过去的愿望，并助长了从头开始建设一个新文化体系的梦想。这种时代和态度并不喜欢稳健。由于满清统治了200年，保守的精英士大夫都满足于现状，反对派则几乎完全以平民为基础，使得这种感情变得特别强烈。19世纪中叶的这种情况，意味着太平军具有长远的和眼前的理由对现存制度以及既得利益者采取狂热的敌对态度。

运动的狂热精神还由于太平天国所处的历史时期前所未有。因为19世纪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特殊王朝的晚期，而且也是郡县时代的终结。在历史上，可能只有古代中国第一次从封建向郡县过渡时代，以及在较低意义上的唐宋之际的郡县制最后胜利时代堪与这一时代比较。此外，太平军还承担着建立大同社会的义务。这一目标长期以来都是郡县反对派的特征，但那些明确承担大同义务的人却几乎未掌握过权力。结果，太平军活动于史无前例的历史时刻，并致力于创建一个新的、未尝有过的社会制度。这一情形很容易产生极端主义。

除了太平天国的狂热精神之外，这一运动的最鲜明特征就是这次起义成为中国革命借助于西方思想的第一个重大事例。将来这种借鉴还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形式，而且西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后还要以范例的形式表现出来。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国吸收这些因素并非偶然，而是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只是吸收西方文化中那些能够支持他们在中国实现其基本要求与目标的方面。如果人们在心中记住西方拥有崭新的和前所未有的、有效的生产形式，正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对于超常进步的概念具有热切的信仰，那么他们的借鉴就是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