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摆脱危局的黎平转兵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决定放弃原先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行军路线，改向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贵州腹地和黔北进军，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黎平转兵”。“黎平转兵”开启了中央红军摆脱严重危机、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通道。

再陷重围的危机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即按既定的前往湘西的目标，沿着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从越城岭西行，计划从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这个行军路线敌情严重，充满凶险。

蒋介石在部署于湘江沿线围歼中央红军的同时，制定了其计不逞后的下一个方案——“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指令湘、桂、黔军阀分区守备，“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对此，亟谋保全其统治地盘的湖南军阀、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执行得非常卖力，在湘江战役之前就在湘西南广征民工，构筑碉堡封锁线。在12月1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包围圈的当天，他将所辖军队编组为三个兵团，除以一个“预备兵团”对付在湘西活动的红二、六军团外，令刘建绪第一兵团（7个师8万余人）迅速转至湘西的城步、绥宁、靖县、会同一带，遮断中央红军北去湘西的道路，令薛岳第二兵团（8个师又1个支队11万余人）向武冈一带集结作为机动，策应第一兵团，“扼要堵剿”。与此同时，桂系军阀为防堵红军深入广西，以5个师兵分两路尾追中央红军。

就在中央红军沿着湘桂边界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山路前进之时，国民党军利用其优势条件，迅速进入湘西地区，构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刘建绪将一部置于城步、绥宁，一部尾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薛岳所部以一部置于黔阳、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扼守通往湘西的要道。桂军开进到湘桂边界的龙胜、古宜等地，抄袭红军侧背。围堵的国民党军是中央红军的五至六倍，在中央红军去路上设置了一个大口袋阵，张网以待。

面对严重敌情，博古、李德固守既定之策，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9日，他们在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此时，如果继续原定行军计划，势将陷入敌重兵围攻的境地，这对于刚刚经历湘江鏖战、遭到重大损失而且相当疲惫的中央红军来说，将不仅是又一场恶战，而且面临全军覆没的极端危险。

通道会议

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挺身而起挽救危局。

中央红军长征之初，所有战略转移的军政大事都由博古、周恩来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编入“中央纵队”随军行动，不担负长征的领导事宜，任务就是跟着走。然而，他们目睹严重危局，出于为党为红军负责的高度责任心，在危难关头奋起探寻使红军摆脱困境的途径。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城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李德。会上，李德坚持去湘西的主张，并认为其是可行的：“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急赶的周部（周浑元）和其他敌人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红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一大片苏区。”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各路敌军中以在黔东布防的黔军最弱，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

这是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抉择，因为在各路国民党军中，黔军兵力小，武器装备较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而且内部派系林立，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等军阀各据一方，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便于红军各个击破，争取主动。讨论中，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朱德明确表示应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博古坚持去湘西的既定目标，但认为从贵州北上湘西，可能遇到的抵抗小。由此，会议决定红军转向西进贵州。

通道会议的这个决定，提出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方针转变的重大问题，开启了中央红军摆脱危局的序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