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3）

一两天后，有人找我谈话，让我立即离开北京去东北白城子。当时我正发高烧，妈妈也患重病，体重只剩六十来斤。我要求暂缓几天再走，被拒绝了。为了不使您再伤心，妈妈和我没有把赶我走的事告诉您。我要走了。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一直找各种借口呆在您的屋里，我想哭，又怕您发觉，只好强忍着。您看出我有些反常，以为是我身体不舒服，再三催我早睡，我只好走了，走了……。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而您则通宵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几次披上衣服要过去，都被妈妈拦住了。我躺在床上悲愤地想：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第二天破晓，我就起来了，见您的屋里还亮着灯，我知道您没睡，我在您的房前转了很久、很久，不能决定是否该进去同您告别。那时，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怎么能估计得充分，幻想迟早总有一天会见到您，眼下您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我怎么能再让您伤心？再说我也想避开使人心碎的送别场面，咬着牙没和您告别就走了。我在青海、甘肃一呆就是五年，我万万没想到从此一别，就再也没能见到您——我最亲爱的父亲，甚至连一封信他们也不允许我给您写啊！爸，我的好爸爸，您可知道，这不告而别的憾事整整折磨我十一年，十一年呵！

十一年来，我日日追悔莫及，每当想起这件事，就心如刀绞，泪不能忍……爸爸，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我被迫离开了您，我内心负疚，我抱憾终生……从此，您不但在政治上被迫害蒙冤，在生活上又妻病女离了，在这几重痛苦的折磨下，妈妈后来告诉我，您一直保持着乐观，不向权势折腰，几次申请要去农村落户。您认认真真地对妈妈说：“我们老两口好好劳动，只要每月有三十元钱，就能过得很好了。”您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欲卜宅漓湘，贫雇永结邻芳。沐浴东风浩荡，劳动学习昂扬。”以后，在整理您的遗物时，我们从散佚的文稿中发现了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也就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二十二天后，您在纸上写的自勉：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归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这是血和泪的控诉，这是火和钢的自白。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我想，任何一个有革命正义感的人，看到它，都会情绪激昂，热血沸腾。他们会看到在自己面前矗立的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他既热情而又坚定，既有生的愿望而又不惧牺牲；他是一个有血肉身躯的平凡的人，他有着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着自己的缺点错误，但他更有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爸爸，您的女儿说得对么？

四

在大西北高原，我有了儿子，您知道后可高兴了。爸爸，见到小亮的人都惊叹地说：简直太象外公了。听到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呵！人们常说，当胎儿的心脏在母亲的身体里和着母亲的心脏一起跳动的时候，母亲热爱和思念着谁，孩子长得就会象谁。爸，小亮是带着我对您多么深沉的眷恋之情成长、出生的呵，在他身上融进了我对您的全部的热爱和思念，他怎么能不象您呢？

可是，这个与您酷似，您最疼爱的外孙却从来没让您见过。爱人来信讲：“我们多次请求把孩子抱进去让他外公看上一眼，都被拒绝了，我只有抱着不满周岁的小亮，伫立在萧瑟的秋风中，默默地等待在外公住处的门口，盼着外婆出来，看一眼小亮，然后回去把他呀呀学语的可爱乖相讲给外公听，引外公高兴……”每当接到这样的家信，我真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回北京。我想您，想得心都要碎了。我曾多次申请回家探亲，都被粗暴拒绝。突然，一九六九年十月下旬的一天，单位领导同志通知我马上回北京，这种意外的“开恩”，使我不知是喜是悲。在这之前，我，这个“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女儿是严禁离开西北的，可这次究竟是为什么呢？爸，在家时您常叫我傻亮亮，可是苦难使人变得头脑复杂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来得蹊跷。提心吊胆到北京，爱人来车站接我。他脸色阴沉忧郁，强做笑脸对我说：“亮亮，你只能见到妈妈了……”听到这话，我就象遭到了雷击，赶忙问他：“爸爸呢？”他避开我的眼睛，低声告诉我，根据林彪一号通令，爸被疏散去外地了。接着他说：“亮亮，别慌，听说安排得还好……。”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各种可怕的念头在脑际萦回，可我多愿他的话是真的呵……

妈妈在一个临时住的招待所里等我们。她愈发瘦得可怜了，可是，妈妈的自持使我心静下来。爸，您可知道，您不在，妈妈就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了。妈妈让我单独跟她呆一会，当屋里只剩我俩的时候，妈的脸变得煞白，劈头就说：“亮亮，你爸爸活不长了，他得了癌症……”，她抽泣，再也说不下去。爸，我长那么大，从没见妈掉过泪，可现在，妈却泪飞如雨。那时，只有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心如刀绞，我多想抱住她说：“妈妈，您就痛痛快快地哭吧，您就把胸中积郁已久的愤怒和悲痛全都哭出来吧……现在只有女儿一个人，您哭吧……妈妈，我的坚强的好妈妈……”可是，妈妈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给我讲起您的病和不久前被迫生离死别的情景。

爸爸，原来您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就感到身体不适了，由于被监禁，就医有种种限制，一直拖到第二年四月胆囊受压，全身变黄，病显危态后，才被允许去医院治疗。妈妈告诉我，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示给您做剖腹探查，指名让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负责您的手术，并且让通知家属征求意见。当妈妈把总理的批示内容告诉您时，对总理的感激之情，使您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竟热泪满眶，您欣然同意开刀。听到这里，我哭了。爸爸，总理想救您，可是晚了，就医太晚了呵！探查结果证明您得的是胰腺癌，虽然做了根治手术，可是到九月，病情再度恶化，此后您就再没有出过门。

爸，女儿是医生，我知道胰脏靠近腹腔的一个大神经节，癌块侵犯神经会引起极大的疼痛。妈妈在您的病情记录中写道：“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象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昏昏迷迷地睡着就讲谵语，有时听到在叫亮亮。”可妈妈却从没听过您哼一声。有时她看您太痛苦了，就劝您：“实在忍不住就哼几声吧，哼几声吧！”您说：“哼有什么用，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的，为什么还要给你增加痛苦？我咬咬牙就过去了。”有一次，您夜里痛得实在熬不住了，就请求身边的监管人员给您几片止痛片，遭到的竟是厉声呵斥，极度衰竭的您，只好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踉踉跄跄，一跌一撞地去取药……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您明知已患了不治之症，仍然倔强地对妈妈说：“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爸爸，可以说，一直到心脏的最后一跳，您都还抱着强烈的生的愿望。您死的时候才六十一岁……六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