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建龙：求解公交让座之困

曾经，在公交车上给有需要的老、弱、病、残、孕乘客让座，这是人们的一个共识和基本行为准则，不会引起广泛争议。让座被认为是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是文明和素质的体现。

然而，近些年来，因为在公交车上没有让座而导致的乘客间的纠纷时常见诸报端。并且，人们在各种媒体也经常能看到围绕这类问题形成的争论性观点。让不让座何以成为问题？笔者认为，这一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实际上反映着当前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困扰，它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观念与传统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它是经济理性泛滥的表现，是道德建设滞后的症兆。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为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划定界限。

当该不该让座成为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和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让不让座成为了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所致：

第一，两种观念、两种理性的冲突。让座是传统观念的体现，而不让座则主要是遵循市场观念的反映；让座是道德理性起作用的结果，而不让座主要是经济理性主导的结果。在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两种观念、两种理性并存，不同的主体依据不同的观念和行为准则调节人际关系、为人处世，自然会导致不解和冲突。按照传统观念和传统道德，为人应该“友”“慈”，个体要注重“修身”，而“修身”的目的是达到较高的美德素养，“重德贵义，律己修身”，在公共场合要注意公共美德，助人为乐、礼貌谦让，尊老爱幼，力所能及地帮助身处困境中的人，“助人为乐者，予人乐也予己乐”。因而，在传统观念和道德理性看来，让座是美德和修养的体现。而按照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乘客与公交公司之间确立的是商品服务关系，乘客是平等的市场主体，而经济理性的基本原则就是自利和利益最大化、权利义务平等。买了车票、先坐了座位就有座位的使用权，因此，不让座是无可厚非的。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和理性都有自己的逻辑和理论依据，看似都正确可行。

第二，道德观念作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道德、法治建设的滞后性。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经济基础的变迁最终会导致道德的变迁。但是，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主要体现在道德的相对稳定性和反作用两个维度。传统道德作为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精华，它有较强的合理性和稳定性，是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对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观念和法治建设处于暂时的滞后状态，尚没有完全成型。社会对于由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所自发导致的一些观念没有很好的审视和反思，对于市场经济的道德观念尚没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因而，在对市场经济道德原则和经济理性法则进行“迁移”的过程中，出现了误解和误用。

为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划定边界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肯定要坚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经济理性也要得到尊重，那么如何认识和面对两者之间的冲突呢？这实际上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说，要弄清楚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在哪些领域起作用，哪些领域是不能由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主导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市场观念的逻辑前提、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的作用域进行界定，使其在应有的范围内起作用，而不能任由“经济学帝国主义”泛滥，任由经济理性泛滥。

利己主义的“经济人”是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出发点。斯密肯定了休谟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性，并通过逻辑推演使利己主义合理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他认为利己的本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这种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表现人的利己本性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经济人”。他认为每个个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利己动机出发来追逐个人利益并获得满足时，社会的利益也在增加。换句话说，他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人人都会对公共利益作出最大贡献，而政府仅仅是守夜人而已。

当然，自由市场所导致的问题，早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资本关系中的当事人都只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因此，在资本关系所及之地，市场观念都在起作用，但是市场作为一种机制，其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它最终越出了这个边界，作用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当然，其结果也是马克思所早就指出的，原先“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也被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中介，而这个中介物就是“金钱”，“社会人”都被塑造成为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也正因为如此，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强调“道德人”概念，从而主张对市场道德进行规制。

经济理性在历史上是与市场经济同体发展的，它始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此逻辑下，道德的因素和伦理的价值就被以理性的名义消解和驱逐，人们的活动就不再是一个善恶的问题，而是一个计算和预算的经济问题，经济科学就成了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准则。但是，经济理性本身有着非理性的一面，经济理性本身也存在着本体论和存在论上的界限，这种非理性使它向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扩张，一旦超出这个界限，经济理性就成为它的对立面，就变为伪理性。

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就指出，不是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社会领域都可以由经济理性来主导，否则就要出问题。他认为，警察、消防员，他们不是在为获利“工作”而是在承担一种责任。医生和教师等职业也具有相似的特征，医生的工作是在履行责任和义务，这样一种义务和责任以及个体对个体的关系是不能够或者不应该被经济理性化的。一旦这些活动被经济理性控制，医生就被标准化、病人也被标准化了，医生不是在为病人提供服务而只是在例行公事，医患关系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关系和金钱关系。应该说，医生医治病人、教师教育学生，当然是为了谋生，但是医生和教师在工作中对他人的付出并不是一种金钱关系，“治病救人”“教书育人”是他们的天职。因此，不是所有活动、所有领域、所有主体之间都适用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我们必须明确市场起决定作用的领域，那些与爱、亲情、责任、义务、公益等相关的领域都不能用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来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