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德、有品行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特别是反复提到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党员。现在，党内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出现了不少问题。

首先，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作风问题也十分突出。一方面体现在高官落马络绎不绝。从十八大以来截至2016年3月，全国已有102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因为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谈到，反腐败还没有画上句号。另一方面，军队中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截至2015年12月，解放军权威部门共对外公布了52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查处情况。我记得90年代胡长清被查处时，大家就这个案例讨论了很多年，并用胡长清的案例教育大家。十八大以来，正国级干部已有一人落马(周永康)，副国级干部有四人落马(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不仅是高官落马，各个层面也都有很多官员因为腐败问题而相继落马。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自2013年开始运营，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切关注，广大群众喜欢在中纪委网站上关注案件的查处。根据《环球时报》统计，从1月1日至12月29日，该栏目共发布691条涉贪腐消息。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年中，中纪委平均每天查处1.90人。如果除去108天左右的节假日，日均查处人数为2.70人。并且，这只是中纪委查处的，我们的省纪委、市纪委、县纪委查处的就更多了。因此，我们的腐败问题确实比较突出、比较严重。官员的腐败，肯定也有道德修养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腐败官员的道德修养肯定先堕落，才会腐败。

其次，基层官风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个不一定就是腐败，但现在基层确实有很多不良风气。比如，官场酒风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厌恶的事，不但社会厌恶，实际上干部自己也非常厌恶，但即使厌恶却还要做。并且，干部因为喝酒致死的案例也层出不穷。比如，2013年7月23日，时任黑龙江亚布力旅游区开发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付晓光到镜泊湖旅游。东京城林业局是镜泊湖景区的管辖单位，当天晚上，该局党委书记孟庆安设宴款待付晓光。结果招待过程中，孟庆安因为陪酒饮酒过量引起突发心脏病死亡。4月9日，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政府七名科级干部设宴欢迎新赴任的副镇长钟某，结果钟某还没赴任，次日上午就因为饮酒过量死亡。中纪委网站上也通报过多起全国官员宴请喝酒致死案。更讽刺的是，有的地方官员因为喝酒死亡，最后还被评为了烈士。这些都是在基层官风上出现的问题，都是很直观的。

更进一步来看，就是“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015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3.2万起，处理党员干部4.3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9万人。

再有，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也有不同之处。腐败问题多是权力导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权力，恐怕想腐败也不太容易，所以腐败问题可能只发生在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身上。但作风问题却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党员身上，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权力的人也会有作风问题。讲道德、有品行不是仅针对领导干部的，而是针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

为什么我国当前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如此严重？

一是权力约束不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有些作风问题也与权力有关，比如推诿扯皮，老百姓办事进不了门、办不了事等。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约束权力，规范政府运作流程，让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都有较好的制度去遵循。

二是个人道德修养堕落。这里可以通过正反两方面来理解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的意义。首先，从正的方面来理解。整体上来说，我们当前的制度确实存在一些漏洞，但这个制度漏洞对全体党员领导干部都是一样的，而大多数党员，不论是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在普通岗位上工作的普通党员，绝大多数是没有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制度漏洞下，有的人犯了错误，而大多数人却没犯错误，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多数没犯错误的人心中有杆尺，虽然没人监督，但自己知道有的事不能做，这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

中国古代也有好皇帝和坏皇帝之分，有唐太宗、明太祖这样非常清廉的皇帝，也有汉灵帝、明熹宗这样奢侈糜烂、贪图享受的皇帝。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这个区别显然不是来自制度，而是来自皇帝个人的道德修养。古代有句话叫“天高皇帝远”，意思是说皇帝离得很远，每个官员在自己的辖区内，皇帝也监督不上，于是县令就成了该县的土皇帝，太守就是该郡的土皇帝。

其次，从反的方面来理解。如果仅仅依靠制度，而没有个人道德修养、党性修养的配合，恐怕也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本身也是有空间的。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不让人干坏事。但是要让人自觉地做好事，光靠制度也是不够的。比如，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群众抱怨干部的作风不好，不服务群众，办事不积极主动等，有的制度规定一件事要用10个工作日、20个工作日来办，所以如果单从制度上来看，这些工作人员也没有犯错误。但是，有时在工作中，完全可以干得快一些，因为制度中没有明文规定说不能少于多少工作日，而将工作干得快一些可能就会更好地解决群众的困难，让工作效率更高。而如果仅仅依靠制度，可能就不会做到这么好。

此外，如果我们的制度很好，但是却没人执行，那么制度还是会变成一张废纸，这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对制度的重要性。因此，解决问题，一定要谈制度，根子上要抓制度。但在谈制度的同时，也不能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彻底丢掉、彻底推翻。要在以往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让制度建设和个人思想结合起来。

这种道德修养的蜕变，很多时候是从小事做起来的。现在，有的人总是标榜自己大事不糊涂，只是在小事上犯一犯小错误。实际上，小错误能犯吗？不能的。

习近平曾讲：“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如果领导干部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不正派，在道德情操上打开了缺口，出现了滑坡，那就很难做到清正廉洁，很难对社会风气起到正面引导和促进作用。

比如，今天收一包烟、一瓶酒，吃几顿饭，明天再做些别的事，最后就可能滑向深渊，触犯党纪国法。比较典型的还有中国的烟文化。有段时间，党政机关就形成一种习惯：开会供烟、吃饭发烟，接待室每个房间都要预备两包烟。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曾这样介绍中国党政机关的这个特点。本来禁烟是政府倡导的，结果有的地方一方面倡导大家不要吸烟，一面又在工作中又带头吸烟，并用财政资金给每个干部发烟。这都是有问题的。

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山西河曲县原政协主席开会时曾花6万多元公款购买150条中华烟，参会者每人每天发一包。平时，大家可能觉得烟这个问题是个小问题，但小问题往往会犯大错误。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在一次会议上的图片被网友发现，他旁边放的烟是南京卷烟厂出的九五之尊，1500元一条。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周久耕的个人收入是不是能够负担得起1500元一条的烟呢？最后经过调查，发现周久耕果然是有问题的，被查实贪污受贿几百万。

现在，很多人抽烟，特别是抽高档烟，未必是为了高档烟提供的不一样的感受，比如周久耕抽的九五之尊，强调的就是抽烟时享受的一种尊容。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人们抽烟不是为了烟本身，而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比较典型的是抽中华烟，很多人讲究要抽软中华烟。软中华也有区别，它的烟头分1字头、2字头、3字头，大家都讲究抽3字头的，说3字头比1字头、2字头都好，市面上3字头的软中华也较1、2字头的贵。但实际上，我专门去上海卷烟厂了解过3字头和1字头、2字头烟的区别，上海卷烟厂的人说，1、2、3的意思就是1车间造的、2车间造的、3车间造的，用料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3车间每年最好的季节要造熊猫烟。也就是说，实际上3字头中华烟的质量可能比1、2字头还要差一点，因为在最好的卷烟季节，3字头的烟是不生产的。但很多人其实不在乎它的味道有什么差别，而是在乎抽的烟是不是能体现自己的身份，这实际上是人的一种欲望。因此，从抽烟的小事上就能看出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这种膨胀今天可能只在抽烟这种小事上，明天会不会就发生在别的事情上呢。这种欲望被膨胀起来，我们就会有很多按照自己的正常收入负担不起的欲望。有些有权力、有机会的人是不是就有可能滑向腐败的深渊。这是我们讲到的一定要注意小事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