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治理不易，中国领导人如何定国安邦？（3）

国家治理现代化，古老大国的全新课题

治理中国有多难？

这是中国之外的执政者难以体会的。

明太祖朱元璋在临终前起草的《遗诏》里这样描述自己的治国体会：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安民生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博智，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忧惧，虑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

“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朝夕忧惧，虑恐不终”。这些词语的意思就是说，朱元璋自从担当皇帝的治国重任以来，经常忧惧，天天劳心，尽管从早到晚未曾懈怠，但还是担心做得不周到，唯恐出现纰漏。

朱元璋面对的还只是一个治理面积不算大，人口不算多，经济结构单一，社会阶层固化的传统国家，其治国难度和复杂性与当今的中国如何能同日而语？

一位美国总统曾感叹，原本以为美国总统既要面对美国又要面对世界，已经是世界上最麻烦的人了，没想到中国领导人每天仅仅面对国内事务，就相当于在面对整个世界。

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在与欧美政治学者交流时，总是提醒同行，中国面临的治理挑战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知识的范畴：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面对相当于2.6倍大的欧洲这样一个巨型国度，并实现有效治理。“平心而论，历史上人类社会积累的各种公共治理经验，面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情境都会显得有所不足”。

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极高的复杂程度是中国一个首要特征。尤其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格局、秩序、规则的大变动、大调整阶段，中国自身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转型，增长速度、增长方式不同于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转化，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正在深刻调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经济社会转型挑战更加严峻。

习近平2014年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也坦承治理中国“很不容易”，他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还不高，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很不容易，必须登高望远，同时必须脚踏实地。我曾在中国不同地方长期工作，深知中国从东部到西部，从地方到中央，各地各层级方方面面的差异太大了。因此，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形成了一个大一统国家体系，这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统一国家体系，比西方统一时间最长的罗马帝国还高出一倍多。但传统中国总是走不出治乱循环，繁荣和衰败交替的循环圈。如何打破历史循环怪圈，将中国带上一条长治久安之路？并且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何让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21世纪上半叶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最主要的课题。

了解现代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还不是全面意义上的整体现代化。如果没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那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难以全面，也难以最终达成解放生产力的目标。

国家治理能力落后和国家治理体系原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迟迟未能迈进现代化门槛的根本原因。毕生探究中国大历史规律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发现，中国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国家一直未能实现数目化管理，整个社会依赖的还是部落社会遗留的“伦理式管理”——传统中国像一块潜水艇形状的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是“文职官僚”，其下一片狭长的面包是农民阶层，二者都数量巨大，而且毫无差别。上下两层的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男尊女卑，长幼有序，读书人统治文盲，这些社会规范统治中国长达数百年。

“这种组织体系根本不具备机构上的稳定性和实用的灵活性。”黄仁宇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批评，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艰难曲折。

以法治取代人治，以制度取代长官意志，运用市场与政府两只手激活经济，推进治理制度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毕生都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

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

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采访中，回答如何避免和防止“文化大革命”事件重演时再一次强调：“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同样是在1992年，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设想，再有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邓小平的这一设想，终于在2013年细化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战略的行动方案。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这一总目标是在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在面对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远意义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综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治理体系，而各国的治理能力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的差异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治理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一起提。

随着习近平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将迈入崭新轨道。许多外国媒体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比如多维网发表的文章认为：这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因应世界局势，彻底实现现代化政党转变和长期执政的必然之道。

该文认为，习近平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一个现代化视野下的概念，它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第五个现代化”回答了坚持改革总目标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里程碑。推行“第五个现代化”，将使中国彻底走出人治的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文明规范，也将使中共成为全面现代化的执政党，古老中国也将实现自秦始皇、汉武帝以来最大的治道变革，这是中国全面迈入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治理体系的又一次重大变迁，必将产生全球性影响与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