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裕声：铁肩担大局（2）

（二）

共产党人铁肩担大局，需要超凡的勇气和胆略，从而在局势纷繁复杂中始终保持清醒、坚定，始终从大局出发，始终思考着怎样维护好党和人民的利益，保证革命在分岔路口、迷茫之时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

遵义大捷后，1935年3月10日凌晨1点，一封急电交到朱德手里。这是一份由红一军团提出的红军行动建议。电文建议野战军应攻占黔西商贸名镇打鼓新场，充实红军的给养保障，并顺带攻下驻守的一支黔军部队。朱德看了电文后，认为此意见可行，而毛泽东则摇了摇头。他通过分析，判断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不可贸然行动。但此时很多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两种不同意见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

毛泽东表明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与理由，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很可能进攻一开始就将被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迅速围困。而且红军的战略目标是跳出包围圈，不可计较一城一地得失，更不可恋战。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会后，毛泽东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随后他和周恩来一起又去找朱德陈述利弊。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失败。同时，也使全党同志看到，当真理在少数人手中时，毛泽东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信心！

邓小平曾指出，“考虑任何问题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在党和军队内部，当个人的正确主张被否定或误解时，毛泽东没有计较个人的荣辱，而是从大局出发，始终思考如何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坚持真理而奋斗，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跃然纸上。

（三）

长征中，党和红军总会遭遇来自党内外的各种政治羁绊。党和红军虽然在这上面曾吃过亏、交过“学费”，但始终能够在大是大非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能够从整个大局出发、从整个民族的利益出发，坚决同分裂破坏的倾向抗争，坚决同错误的路线与主义抗争，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和整个民族解放事业的向好发展。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根据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提出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却一再遭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反对。野心膨胀的他凭借着人多枪多的优势一再向党闹独立，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企图控制中央、“独断决行”。在经过多次争取张国焘无效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可能出现严重后果。经共同研究决定，右路军即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先行北上。中央红军单独北进后，当时有人不明真相，向徐向前请示，打不打？对此，徐向前明确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帅这极明事理、掷地有声的一道命令，反映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长征最紧要关头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的明确明智的抉择，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大局。在紧急关头，正是毛泽东、叶剑英、徐向前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及广大红军官兵，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正确路线，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与此同时，早在进入贵州盘县前，红二、六军团便接到红军总部发来的一封带有建议性质的电报：“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当时，红二、六军团正计划在当地创建根据地，让部队适当地休整补充。红军总部要求北上的意图与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发生了冲突。当即，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李达、张子意等，在盘县原县城九间楼召开会议，研究这一重大问题。会议讨论的情况，肖克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弼时同志讲，一方面军已经到了陕北，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他们也到了陕北，四方面军在四川，现在又来电报说要我们会合起来一起北上，全国革命大势转到西北”“讨论结果，同意总部意见，并立即执行”。这一决策，既体现了红二、六军团坚持大局的党性原则和观念，又可以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是将抗战大局与当前状况充分结合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