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导与西方困局

资本主导与西方困局

近一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频发负面问题,出现了“民主乱象、人权乱象、经济困境、民生困难、安全困局”等。探讨这些问题和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更清晰地认识西方的制度缺陷与民主危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主导是西方困局的深层根源。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各个方面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曾创造了某种文明,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但就其实质来看,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值,当某个阶段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出现困境。当今西方世界的种种乱象,可从以资本为主导的这种制度性困局中找到答案。

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困境

就其本质来讲,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经济体系,这是资本主导逻辑的必然选择。西方所谓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以利润为牵引的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劳动力升级等所构成的一个经济运行体系。这一“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的过程。从而,西方国家迎来了二战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当今关于西方的种种意识形态上的“神话”,特别是“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思想根源上都来自于此。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说辞。

但是,资本主导驱动下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也埋下了今日西方经济困境之祸根。本来,冷战时期的西方经济运行体系,是一个实体经济占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而一旦把“自由市场体系”的这套做法放大到全世界范围,精明的西方国家发现,与资本运作相比,搞实业太苦太累,挣钱太慢了。于是,底特律衰败了,华尔街则持续繁荣!“虚拟经济”确实比“实体经济”来钱快且多,但精明的西方国家没有算计到的是,这种做法存在着内在的弊病。要想维持“虚拟经济”的发展繁荣,西方国家一方面要为资本找到攫取剩余价值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必须实现资本连同剩余价值的“回笼”。而要想让资本连同剩余价值“回笼”到西方国家,必须创造出吸附和沉淀资金的机制和空间。于是,以不断“发明”金融衍生品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就被制造出来了。然而,金融衍生品寄居于西方国家,必须有靠得住的“宿主”,这个“宿主”就是庞大的西方中间阶层群体,这个群体有融资冲动且有偿还能力——或者说,有在西方金融家所玩资本游戏中扮演“群众演员”的意愿和能力。但是,“虚拟经济”从两个方向摧毁了它所赖以生存的中产阶层群体基础:一方面,支撑“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有钱人的盛宴”,它越繁荣,就会导致越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虚拟经济一定要有实体经济作基础才能真正兴盛。而在美国,“虚拟经济”的兴盛,在相当程度上掏空了实体产业基础,而实体产业恰恰是孕育和支撑中间阶层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资本家一旦真的变成了“资本”家,资本的美梦就到此结束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西方中间阶层再也无力在资本市场陪玩下去的结果。

资本主导下的政治困境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视角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难理解,资本主导的逻辑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资本主导的政治。以民主政治为标榜的西方政治制度安排,本来是为了平衡和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关系而设置的,是确保经济领域的主导势力在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又能够在各种经济势力之间进行平衡和调节的一种制度机制。所以列宁说,“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冷战期间,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政治上的压力,为了增强资本主义社会的吸引力,为了一定程度上满足崛起了的社会中下层的政治诉求,西方国家不得不采取向社会中下层让渡和兑现某些政治权利以换取政治“合法性”的若干措施,从而使得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具有了“精英政治的内核、大众政治的外表”。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从上层那里分享到部分“全球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享受到了霸权庇护下的所谓的政治文明,精英与大众在政治事务上的平衡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持。由此,西方国家上下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学者福山所鼓吹的“历史终结论”。但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自由市场体系”的红利的削减,以及西方国家滥用霸权导致的政治动荡与不安向西方国家进行传导的时候,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平衡感就遭到了空前的危机。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最近刊登的乔治敦大学贾森·布伦南的“反对民主”的文章竟然声称:“我认为,政治参与对多少人来说无益:它对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往往把我们变得又坏又傻。”

面对问题和困难,西方国家势必要进行政策决策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是必需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资本主导的所谓的民主政治,使得这种调整十分艰难:一方面,资本主导之下的精英政治的实质,决定了这种调整必然要以削减甚至牺牲普通民众的部分政治权利和权益为代价;另一方面,误以为自己是主要演员的、被西方民主政治惯坏了的大众,无法接受这种调整,从而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的自我调节能力,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西方的困境。就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现在也开始反思西式民主制度,提出了“否决政治”的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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