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正名”正名（2）

二是“使民以时”，惠民安民。仁者为政务使“近者说，远者来”（《子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欲安之，必富之。《尧曰》记孔子“所重：民、食、丧、祭”。民与食，是政治的群众基础和物质保障；丧与祭，是“慎终追远”教化安民。《学而》载：“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统治者节制用度才能薄赋敛，使民不违农时才能发展生产，这是富民安民的基本准则。孔子称赞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义者，宜也。使民也义，即使民以时、赋役有度；养民也惠，即惠民安民。

三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颜渊》篇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者或谓“孔子具有英雄史观”，这是把社会道德风气的养成混同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既曲解了英雄史观，也误解了孔子。孔子对政治的基本定义是：“政者，正也。”其道德要求首先是针对执政者或准备从政者提出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示教垂范，反对“不教而杀”的虐民暴政，才是孔子倡导德政的真谛。

四是“为国以礼”，宽猛相济。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并不反对法治。他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是说为政要崇礼尚德，不能单靠政令刑罚。《左传·昭公二十年》记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可见不排斥刑罚。他曾任鲁国司寇，是最高司法官；其弟子从政，也不免断狱执法。徐复观曾讲：“说儒家重人治而不重法治，便首先要看对‘法’的解释……若将法解释为刑法，则儒家确是不重视刑法，但并不否定刑法……若将法解释为政治上所应共同遵守的若干客观性的原则，及由此等原则而形之为制度，见之于设施”，则孔子“‘齐之以礼’的‘礼’，其基本精神正合于现代之法治，而法家的‘法’，偏于刑法的意味重，并与现代的法治不同。因此，‘齐之以礼’即是主张法治”。此论当能纠正一些人对于孔子、儒家和现代法治的偏见。

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此为《礼记·礼运》载孔子之语，是其用以支撑良序社会和美好生活的两块基石。《子路》记仲弓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为政》记孔子对哀公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错，放置；枉，邪曲。举直即举贤，使正直者位居邪曲者之上，才能够服众。在孔子心目中，诚信是为人之本、为政之本、立国之本。他对此论述颇多，学界耳熟能详，后面谈治国方略还有引述，此不赘。

六是尊君权，张公室，大一统。春秋时代王纲解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孔子尊王以崇尚天下一统，尊君以求张公室、抑私门、惠民生，故有“堕三都”等举措，有“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等反对僭越的言论。当时除了君主制别无选择，孔子维护君主制，却反对君主专制，反对愚忠愚孝。《宪问》中：“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认为犯颜直谏是大臣本色，谏诤不听则可以另择明君。他要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对君父的要求，并不亚于臣子。当时“忠”是人际关系普遍准则，如“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并不专指事君。至于《季氏》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那一章，曾被视作孔子政治上复古倒退的佐证，其实是他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战乱，期盼政治有序社会和谐的“大一统”主张。这一主张经过“春秋公羊学”进一步阐发，对于历代仁人志士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河南教育报刊社、河南省教科所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从教育经典的视角看《论语》”阶段性成果）